尽管20年前美国曾以军事入侵的方式抓捕巴拿马领导人，但在进入2026年的第二天，华盛顿未经宣战、也未经国会授权，就以扫毒和反恐为由，将睡梦中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尽管美国并不承认其总统合法性——以及其妻子一并抓走，仍然在国际社会引发强烈震动。对国际关系和国际体系而言，这并不构成好的示范效应，即便对美国自身亦是如此。
短期看，这次行动无疑是一场干净利落的胜利：威慑奏效，后院震动，对手措手不及。但真正的问题并不在拉美一隅，而在于这种做法正在伤害美国的道德形象，也在侵蚀它亲手搭建的国际体系。尤其当把时间尺度拉长，从大国竞争全面回归的角度审视，这一举动更像是一个深层趋势的外化——二战后由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秩序，正在被它自己一步步拆解。这并非外部挑战单方面造成的结果，而是美国在竞争压力下，对秩序价值本身逐渐失去耐心的选择。
冷战结束后，美国之所以能够长期维持全球领导地位，并不只是因为它更强大，而在于它将自身实力嵌入了一套规则体系之中。规则的意义，从来不在于限制弱者，而在于约束强者的冲动，降低他国——尤其是中小国家——的不安全感。正因如此，美国的力量才能被广泛接受，其盟友体系才能稳定运转，国际体系才能在冲突中保持基本的可预期性。
然而，此次华盛顿绕开程序、直接抓走一个主权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无论其统治多么糟糕——势必产生深远影响。至少有五个方面的后果，将在未来逐渐显现。
第一，美国道德权威的自我侵蚀。
美国长期以“规则的守护者”自居，其国际领导力并不只来自军力和经济规模，更来自一套被广泛接受的道德叙事——法治、程序、克制与多边主义。但此次行动将“可执行的强制”置于“可辩护的程序”之上，等于承认在关键时刻可以绕开规则本身。这不会立刻导致盟友倒戈，却会让盟友在下一次动员时更加犹豫，也会让对手更容易指认美国的双重标准。道德权威一旦被削弱，往往难以靠声明修复。
第二，国际规范的加速空洞化。
规则并不只是写在文件里的条文，它依赖反复遵守，尤其依赖强者的自我克制。一旦强者率先突破红线，规范就会从“约束”退化为“工具”。此次行动传递的信号是：当规则与战略目标冲突时，规则可以被悬置。其结果并非他国更守规则，而是更多国家会更早、更现实地计算越界的收益，国际体系也将更快滑向实力原则。
第三，危险先例的扩散效应。
华盛顿或许将此次行动视为“特殊例外”，但在他国眼中，它更像一个可复制的模板。模板的危险不在于被复制一次，而在于被反复使用、扩散至不同地区和冲突场景。一旦“不经宣战即可跨境强制处置他国领导人”的想象成立，国家间的安全困境就会整体抬升，各国将更依赖硬威慑，更不信任外交缓冲，误判风险随之上升。
第四，阵营政治的硬化而非巩固。
短期内，美国盟友或许会更紧密地站在它一边，因为没人愿意生活在一个强制行动常态化的世界。但这种凝聚更多是风险驱动的抱团，而非价值驱动的认同。中长期看，这将促使更多国家采取“带保险的中立”：在安全上不正面挑战美国，在经济与制度层面则尽量分散依赖。这并不利于美国维持一个开放、稳定、可预期的同盟网络。
第五，竞争逻辑的不可逆升级。
当规则退位、实力上位，竞争更容易被理解为“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制裁、反制、对冲将成为默认选项，谈判空间被持续压缩。对美国而言，这意味着在与中国等体量级对手的竞争中，每一步都更接近系统性对抗。短期施压或许有效，但长期风险显著上升。
总体而言，这次行动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对美国是有利的：它不仅很可能控制委内瑞拉的石油及其他战略资源，也借此重申了对西半球的控制权，震慑拉美，并向主要对手展示了决心。这对正在推进的全球竞争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代价也从抓捕马杜罗的那一刻起开始累积——道德资本被透支，规则被工具化，体系变得更加不稳定。中长期看，美国反而将不得不投入更多资源，去管理一个更加失序的世界。
当下的国际体系，既不同于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也不同于冷战后美国一家主导的单极秩序，而是进入了一个大国竞争重新成为主轴的阶段，冲突与战争的概率显著上升。因此，评估此次行动的后果，必须纳入大国竞争的视角。从美国全力打压中国的实践看，其战略耐心正在明显消退。当华盛顿越来越多地以“可执行的实力”替代“可辩护的规则”，国际秩序便会发生质变，从一个通过规则降低冲突概率的体系，滑向一个以实力管理冲突风险的世界。
而规则与实力原则所传递的信号并不相同。前者为各国提供一种“即便失败也不至于灭顶”的安全预期；后者则意味着，一旦触碰强国核心利益，后果将完全取决于强者的判断与情绪。在这种环境下，信任会被系统性削弱，威慑被系统性放大，误判概率急剧上升。世界不会因此更安全，恰恰相反，将变得更加危险。
首当其冲的，是那些与大国存在利益交集或潜在冲突的中小国家。它们既无力制定规则，也难以凭实力自保，只能在强国竞争中不断调整站位、分散风险。一旦强国不再自我约束，这些国家最先感受到的不是“秩序红利”，而是生存焦虑。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不再充当国际规则维护者所制造的不安全感，并非抽象的道德问题，而是一个会被迅速放大的地缘政治现实。
与此同时，美国自身的道义感召力也将随之坍塌。其后每一次对盟友的动员，都会变得更昂贵、更费力、更依赖赤裸裸的施压。早期迹象已经出现：盟友不再无条件跟随，而是半信半疑；支持往往附带保留，配合更多出于风险规避而非价值认同。这种联盟关系，在平稳时期尚可维系，但在真正的系统性危机中，其可靠性将大打折扣。
问题还在于，美国目前的相对实力正在下降。无论是经济增速、产业竞争力，还是对全球议题的塑造能力，美国都已不再处于压倒性优势的位置。在这种背景下，用实力原则替代规则原则，看似强硬，实则风险更大。因为规则是放大优势的杠杆，而实力直接对撞，只会放大不确定性。
长期来看，在美国最需要通过秩序来延缓相对衰落、管理竞争节奏之际，它却选择亲手拆解秩序，势必迫使更多国家加速对冲、减少单一依赖，也会让竞争对手更早为最坏情形做准备。历史的讽刺在于，美国正在实践的，恰恰是它过去最反对的那套逻辑——把世界重新拉回势力范围、强制服从的丛林法则。而这样的世界，最终不会为任何强国提供真正的安全。
大国竞争时代，真正的强大，不是谁先打破规则，而是谁在竞争中仍然有能力维持规则。美国若继续选择前者，很难带来持久的领导力。世界会更不安全，而美国本身，也未必会因此变得更强。历史反复证明，强国真正的衰退，往往不是始于实力下降，而是始于对自身规则的失去信心。从这个意义上说，抓捕马杜罗或许正是一个转折点——它标志着美国在实践层面，开始拆解自己一手建立的世界。
（注：作者是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