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要从约翰•罗尔斯顿•索尔(John Ralston Saul)的毕业论文说起。当这位加拿大哲学家意识到，他关于阿尔及利亚情报机关的博士论文中的资料来源，从他不久后动笔写的取材于真实事件的小说中能够看出来时，他便从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偷走了自己的论文。
半个世纪后归还手稿时，他认识并启发了乔纳森•格兰特(Jonathan Grant)。当时，格兰特刚刚到伦敦国王学院任教，他写的具有启发意义且有重要影响的新书《新势力大学》(The New Power University)就描述了他的使命。
索尔那本《全球主义的崩溃》(The Collapse of Globalism)出版于英国脱欧之前，他认为，世界正处在最新的循环出现的“间隔期”——现有体系正在被颠覆，知识的价值、专家的作用和学习的目的受到质疑。
由于数字接入造成的颠覆，索尔的自我审查放在今天就会困难得多，同样，格兰特的学术之旅在过去也不太可能发生。格兰特曾在惠康基金会(Wellcome Trust)从事资助方面的工作，也在兰德欧洲(Rand Europe)做过独立研究，二者是截然不同的领域；他加入伦敦国王学院，领导新成立的专注于跨学科研究的政策研究所(Policy Institute)，他可不是因为在没什么名气的期刊上发表过几篇论文就赢得了终身教职；他还帮助该校制定了“2029战略愿景”(Strategic Vision 2029)。
格兰特受到了亨利•蒂姆斯(Henry Timms)和杰里米•海曼斯(Jeremy Heimans)合著的《新势力》(New Power)一书的启发，该书描绘了从正式的、集中化的、等级森严的、封闭的、有管理的系统到参与式的、透明的和由网络治理的系统的转变。
他描述了大学里“市场化”、“管理主义”和工作不安全感都日益增强的现象，以及全球排名的扭曲作用——这种排名基于自我参照的狭隘的标准，其所衡量的研究结果只有其他学者才会阅读。在这个过程中，他认为高等教育已经与更广泛的社会责任脱离了联系。
他对大学研究体系持批判态度。他援引的分析表明，在全球每年投入到生物医学卫生研究的1200亿美元中，有逾85%浪费了，原因是对重要问题的关注不够，研究结果不合时宜、不可复制或难以获取。
他还呼吁进行教学改革，驳斥了Z世代是致力于破坏言论自由的“玻璃心”的说法。他说，大学应该拥抱Z世代的社会行动主义，并回应日益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他认为这是社交媒体的影响日益增强和向成年过渡变慢的结果。
他认为，大学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转向混合学习和在线学习，在这种模式下，学生相互教授，讲师成为专业辅导员；推翻终身教授制度；将研究的重点转向气候变化等最紧迫的问题；并与社区深入接触和发展伙伴关系，促进社会公益。
大学还必须彻底改变自己作为官方认证把关人的角色，这个世界越来越需要由不同供应方以零碎的方式共同提供令人负担得起的终身学习，大学必须适应这种变化。
格兰特在开头承认了本书最重要的局限，但这些局限与他的主题密不可分，而且关乎这些主题能否成立。首先，他的分析主要基于英国、北美和澳大利亚的“英语文化圈”大学，这些学校有很多共同点，包括卓著的研究声誉，以及通过吸引外国学生来成功“输出”它们的模式。
然而，这就需要将其与其他模式进行对比，包括由政府资助的欧洲大陆大学体系，后者也产生了重要的学术突破，而且收费更低，在本地社区中的根基更深——它们的大多数学生就来自本地社区。
其次，他回避了融资的问题。他陈述了对不同辖区进行比较的复杂性，以及界定大学意义和价值的必要性，却不那么烦恼随之而来的融资模式。
在阐述大学的社会影响、应该把哪些事情作为优先工作以及如何完成这些工作方面，他的论点不太有说服力。例如，国王学院无疑示范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社会责任感，它为本地社区、难民和低收入国家的项目赋能。
然而，像其他著名大学一样，它也通过债务融资投入了大笔资金用于实体校园的扩张。它越来越依赖外国留学生，后者是高额学费的来源，但选拔他们的方式很少能改善他们所属社会的社会流动性，而且代价是他们的出行会造成碳足迹增加。
正如格兰特指出的那样，新冠疫情只会增加颠覆这一模式的压力，迫使高等教育更快做出调整。他提到的案例和方法无疑是强化这一反思的有力例证。
《新势力大学：21世纪高等教育的社会意义》(The New Power University: The Social Purpose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乔纳森•格兰特(Jonathan Grant)著，培生出版社(Pearson Publishing)，21.99英镑，256页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