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像我这样在上世纪90年代还是学生的人都会记得，当时抗议国际治理机构是多么时髦的一件事。
有一幅画面让我印象深刻：一位年轻女子举着一个三头怪的形象，她诚恳地对媒体说，这三个头代表着正在蹂躏全球贫苦人民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我好奇她现在的想法。如果将近期IMF和世界银行春季会议上展示的政策前景与25年前引发学生愤怒的政策相比，其转变之大可能连“大数的扫罗”(Saul of Tarsus)都自愧不如。
世界银行和IMF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受到严厉指责，原因包括它们让穷人支付基本医疗费用，以及认为赤字不利于经济增长。这早就过去了。以下是新的华盛顿共识：
大举投入公共卫生。长期以来，财政廉洁一直是IMF所开出处方的核心，有个笑话说IMF这三个首字母代表“主要是财政”(it’s mostly fiscal)。现在其核心不再是控制公共支出，而是让钱花得有价值，以及在有价值的地方花更多的钱。
这意味着要尽一切努力在全球范围内生产和提供疫苗。IMF在其《财政监测报告》(Fiscal Monitor)中估计，如果世界各地的疫情得到控制，“到2025年（累计）将为发达经济体带来逾1万亿美元的额外税收，并节省更多的财政支持措施”。
换句话说，政府花在疫苗上的钱可以值回票价好几倍。IMF还强烈主张在教育方面投入资金，以弥补在大流行期间失去的学习机会，并帮助劳动者应对未来的结构性变化。
多边机构的经济学家们有时似乎对富裕国家的巨额赤字支出非常放松。IMF对美国总统乔•拜登(Joe Biden)的1.9万亿美元巨额纾困计划持乐观态度
与其他预测机构一样，它预计美国明年的国民收入将高于疫情爆发前的预期。它还认为需求刺激不足会带来永久性的代价：政府支出较少的国家将遭受更多“创伤”，从而削减长期的生产潜力。
与此同时，IMF在继续宣扬审慎，但其含义与十年前已截然不同，更不要说约三十年以前了。尤其是，IMF赞同从富人和企业暴利中征集“复苏捐款”——其他人可能会称之为临时的团结附加税。
这个昔日“新自由主义”总部传达的讯息是，为了使公共财政可持续发展，富人和从疫情中获利的那些人应该为公共事业做出更多贡献。
IMF甚至建议称，富裕国家应该考虑征收净财富税，这显然是与美国左翼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和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想法不谋而合。
春季会议上，对不平等的担忧无处不在。IMF选择突出的主要政策挑战是，由于疫情爆发以及随着经济从疫情中复苏而产生的新常态，各国以及国家内部各群体如何“管理不同的复苏”。
不言自明的是，在上世纪90年代，华盛顿共识反映出位于华盛顿的两方——设在那里的国际机构和美国政府——一致的优先事项，而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前者。
这种一致性依然存在。多边机构呼吁要恢复积极的国家角色，这与拜登希望效仿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的“新政”(New Deal)改革的雄心壮志相吻合。
但如今我们很难说IMF和世界银行只是在照搬美国的偏好，即使与它们最大的成员国站在同一战线上会让很多事变得更简单。国际经济政策界的思想转变要早于美国政府。
这种关系是双向的。白宫不会听从仅位于其几个街区以西的多边机构的指挥。
捍卫正统经济学理论的全球人士对美国约三十年来最激进的计划表示支持并不会影响到拜登，尤其是当一些美国人在向自己人开火时。
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但哪些事物是可能的往往取决于人们想得到哪些事物。新的华盛顿共识可能会被证明与旧共识一样具有政治影响力。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