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后，全球外交转移到“云”端，而今年3月以来，面对面的外交活动破冰，并呈现出联动态势。3月12日美日澳印举行视频峰会之后，中美欧俄四方之间的复合战略三角关系的演变不断加速，外交舞台剧情迭起，这也预示着国际秩序的结构性变化。
“春江水暖鸭先知”，从3月中旬以来，各国外长之间的面对面交流已经成为常态，这是后疫情时代的特征。在后疫情时代，外交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是恢复常态，还是在新的状态下重启？最近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在博客上发表文章，题目是《外交关系高度紧张的一周》。博雷利认为，从3月18日中美在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2+2”战略对话到3月35日美国总统拜登受邀参加欧盟视频峰会，这一周，全球主要地缘政治主体之间的互动加快。
事实上，在过去的3月里，全球外交进入了高度活跃期，或者说，全球外交进入了加速和冲刺的时刻，由此带来的全球地缘政治板块“位移”，可能在比较长时间里会奠定世界秩序的基础。冷战后世界秩序的变迁呈现出渐变的特征，不是通过一两次大型国际会议框定秩序，而是经量变而质变的缓慢进程。
一
在中美安克雷奇战略对话之后，中美欧俄四方出现了罕见的“制裁”游戏。欧盟宣布对华进行制裁，中方做出回击，中欧关系平地惊雷，出现了30年来的“制裁”博弈。在中美安克雷奇会晤之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布鲁塞尔，参加北约外长会议，修复过去四年被特朗普破坏的北约团结，在欧盟和北约进行“中国威胁”的动员，将欧盟和北约拉入到反对中国的轨道上来。中俄外长会晤之后就当前全球治理问题发表了联合声明，反对将人权议题政治化。可以看到，中美欧俄四方形成的复合战略三角关系将构成未来国际格局与世界秩序的主要“剧目”。
美国媒体发表评论说，拜登上台60天后，美国迎来了超级大国激烈竞争的时代，其标志在于美俄之间糟糕的外交关系，以及中美关系的持续下滑。在安克雷奇对话开始之前，美俄两国领导人展开罕见的“骂战”，拜登说普京是个“杀手”，普京“祝愿拜登健康”（此前拜登在上飞机时连摔三跤）。也是在对话之前，中国外交部公布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访华的消息。
在安克雷奇会晤之后，布林肯前往欧盟；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此后开始了中东六国的访问行程。可以说，中美关系是当下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双边互动也是当下国际秩序演变的核心线索。
布林肯的欧洲之行是为了拉圈子，搞对抗。欧盟在布林肯访问期间推出了对华制裁的方案，让中欧关系处于紧张状态。当然，这并不是布林肯访欧的结果，欧盟对华制裁的方案早已制定，只是选择在布林肯参加北约外长会议期间推出，制造了欧美联手的局面。拜登上台后，频频示好于欧洲盟国，布林肯的这次欧洲之行也是拜登新政府与欧洲盟国面对面的交流。特朗普政府时期，美欧之间存在诸多分歧，但“西方”世界根本性的制度基础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北约虽然备受指责，但运转正常；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左右之争，但他们同属一个意识形态和文明体系；存在一些贸易上的纠纷，但没有爆发贸易战。拜登胜选后，修复美欧关系实际上是双方一拍即合。也可以说，拜登上台60天之后，欧美进入了一个蜜月期，而切入点就是“人权外交”。拜登政府当然知道大西洋两岸存在不少分歧，如北约军费分担、数字经济规则等，所以，拜登就大力推动“人权外交”，抓住欧美之间的最大公约数，重铸大西洋共同体。
布林肯访问布鲁塞尔期间，欧盟与英、美、加等国协调一致，几乎同时出台了对华制裁措施，客观上形成了西方联合遏制中国的态势；中国与伊朗签署合作协议也被很多人解读为中国与伊朗联手。世界是否在朝着阵营化的方向发展呢？因新疆棉花问题，BCI以及一些服装鞋帽的国际品牌受到中国民众抵制。当然，世界秩序的复杂性超出想象，中美欧三方处于深度相互依赖之中，耐克的鞋子打折销售，也是一秒售罄。布林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否认自己到布鲁塞尔拉帮结派对抗中国，他也谈到了欧美之间的分歧。博雷利在博客文章中强调，欧盟欢迎欧美关系回归正轨，但欧盟并不是在所有问题上与美国都一致。博雷利提到，拜登政府基本接受了欧盟对华政策的说法，那就是伙伴、竞争者和对手的框架。
二
理论上，中美欧俄四方形成了四组战略三角关系，每一组三角关系都有不同的议题和框架。战略三角关系的基础是每一方都具有自主性、独立性和灵活性，基于议题而进行竞争、合作。
拜登政府重塑西方的意图其实是找回冷战时期的“阵营”，然而，欧盟在经历了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四年之后，意识到欧盟成为独立的地缘战略力量的必要性和任务的艰巨性。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今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表示：“我不赞成形成国家集团。”中美俄战略三角关系早已重建，中俄关系发展上不封顶，但不针对第三方。换句话说，中俄不是同盟关系。拉夫罗夫访华之后前往韩国访问，中俄都是大国，大国的核心特征是战略自主性。
美欧俄是否构成三角关系还需观察，一个重要的风向标就是“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能否完成，如果这一管道顺利完工，至少美德俄之间会形成三角关系。布林肯与德国外长马斯谈到了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威胁到了波兰、乌克兰等国的利益，破坏了欧盟的能源安全和能源独立的基本原则，但这一管道已经完成了90%以上，即便美国对德国的公司进行制裁，想必也不可能阻挡德国建成天然气管道的决心。俄罗斯不是欧盟主要的经济合作对象，但如果将俄罗斯视为欧盟地缘上的敌人，那么欧盟很难实现战略自主。2020年12月，德国防长卡伦鲍尔对美国媒体说，必须终止欧洲战略自治的幻想。欧洲人将无法取代美国作为其安全保证者所起的关键作用。法、德的很多人也批评这一说法，认为欧盟要面对冷战的遗产，要在东欧地区重建秩序需要比较稳定的欧盟-俄罗斯关系，而不是唯美国马首是瞻。
中欧俄三方还没有形成紧密的互动关系，对于欧俄之间的矛盾和纠纷，中国介入甚少。欧俄关系的核心是冷战后欧洲地缘政治秩序重建的问题，主要涉及到北约的功能和角色。但值得关注的是，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提出的《北约2030年》的文件，首次将中国列入北约面临的威胁，并将应对中国威胁作为北约战略转型的动力。北约终归是冷战的产物，也是欧洲-大西洋的区域性安全集团。除此之外，布林肯参加北约外长会议不仅谈到了阿富汗撤军问题，也讨论了所谓《北约2030年》的战略文件，这一文件是北约在冷战之后又一次重大转型的指南。冷战结束之后，北约这一冷战的装置先后将人道主义干涉、反恐作为存在的依据，现在将俄罗斯、中国作为主要的威胁。这一转向意味着北约可能“印太化”，也就是北约及北约成员国越来越过地介入到印太事务。
中美欧三角关系的构架和演变是未来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关键所在。中美欧是世界经济的“三极”，构成了全球经济秩序的基础。去年年末，中欧完成了中欧投资协定的谈判，这是欧盟走向战略自主，以及中美欧战略三角关系的重要标志。欧盟因香港、新疆事务而对中国采取制裁，将人权问题政治化，欧洲议会甚至搁置了对中欧投资协定的审议。中美欧三方共处单一但分层的全球经济体系之中，中国的发展不会威胁到欧盟的利益，但欧盟也存在反对中欧投资协定的声音，将人权、价值观与经济合作绑定。中国的生产制造能力世界一流，制造业占全球的三分之一，超过美国和德国的总和。中美欧关系植根于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之中，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编织起复杂的、具有自组织能力的网络。苏伊士运河的堵塞造成的冲击和影响，让我们看到了全球经济网络的复杂性，很难以敌-友进行划分。中美欧三角关系决定了全球经济秩序的密度与深度，进而决定了全球经济空间的规模，中美欧互动的本质在于分层的全球经济体系内的角色和地位的再分配。
布林肯欧洲之行的目标在于破坏中欧投资协定，推进北约转型，如果两项目标实现，则可以大大压缩欧盟的战略自主性，中美欧战略三角关系向“阵营”退化，即美欧构建针对中国的“阵营”。从布林肯和博雷利的表态中，我们能够看到欧美关系的确是在修复，修复特朗普对大西洋共同体关系造成的损伤。同时，欧美关系似乎也回不到过去了，在诸多议题上，大西洋两岸的分歧也是超越了总统任期，并不会因为拜登取代了特朗普而消失。
中美欧俄四方形成的复合三角关系基本框定了全球秩序的方向和前景，“远交”已经成为各方运筹三角外交的必然选择，交往而非敌对，是对大国外交战略能力的考验。远交，是为了“近亲”，而非“近攻”，每一方都需要营造和巩固亲密的周边环境，避免成为“远交”中的软肋，而成为他者的“筹码”。3月31日到4月3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福建先后接待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韩国外长，进一步突出了中国周边外交的力度和温度。周边外交是大国外交的出发点，运筹战略三角关系的基石。
（注：孙兴杰，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教授。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