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明明那么普通，但却那么自信”，杨笠在脱口秀中的这么一句话，不断引发网上两性之间的激烈争论。
这种争论，可以说是女性对性别不平等的反击，也可阴谋论化，认为是仇恨商业营销，但归根到底，都会指向一个基础性问题：“性别”这个身份归属。但是，这是身份归属真的有意义吗？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吗？
一、《身份与暴力》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前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哈佛大学教授阿马蒂亚•森，在11岁那年，第一次亲历了杀戮。20世纪40年代，印度爆发了印度教与穆斯林之间的冲突。这场骚乱中的绝大多数受害者——包括印度教徒与穆斯林——都同属底层，在有意的挑唆之下，他们成为不共戴天的仇人。
这段经历促使他写了《身份与暴力》这本书。
在书中，他表达了他的观点：人是切分为多种身份的，职业，宗教信仰，地理位置，性别，国籍，喜好等等。以单一角度看待个体、分裂人群，是极端组织制造混乱的洗脑利器。坚持人类身份毫无选择的单一性，哪怕只是一种下意识的观念，不仅会大大削减我们丰富的人性，而且也使这个世界处于一种一触即发的状况。在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上实现和谐的主要希望在于承认我们身份的多重性。
森认为，亨廷顿的错误在于，粗暴的预设了单一的身份观，仅把人置于所谓的文明圈、宗教的划分之下，将人类都归为“伊斯兰”、“佛教”、“东方”、“中国人”、“日本人”、“美国人”、“伊朗人”。那么，在“将人们强塞进一组坚固的小盒子里”后，多元、丰富的个人缩减到某个单一的维度，人和人之间多种多样的联系与活动被彻底抹杀，分裂作用就会被夸大到一个极端的程度。艺术、文学、科学、数学、游戏、贸易、政治等诸多事物也会被间接中断，整个世界最后以文明的名义发展成为一个理所当然的格斗场。
二、大与小
森的观点，换个层面叙述，那就是要避免陷入大的身份归属。
《芳华》热映的时候，很多中年人，特意买票让父母去看，因为觉得电影反映了父母一代的青春，他们看了肯定深有感触。这里的身份划分标准就是：共同生活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的年轻人。这是一个巨大范围的身份归属，也是一个几乎没有意义的身份归属。
当然不是没有共同的东西，那些熟悉的时代之歌，那些熟悉的场景、那些经历过的历史事件。但除了这些宏大的事件之外，人与人的差别太大了。游泳池、三餐有肉、与高干谈恋爱，这是巨大的人与人的差别。
哪怕同在“芳华”这个群体中，差别也是巨大的。当几十年后重聚时，导演都不敢让他们亮相，因为生活会把他们雕琢成为一望就知的不同阶层，以至于最后只能用画外音：“刘峰和小萍，他们更觉得满足”来强行拉平。
宏大的身份归属除了煽动、蒙蔽之外，其实并无太多的实际意义。
三、大即是幻
男性或女性，是一个包含了人类一半群体的身份归属，如此之大，以至于几乎没有意义。没人会选择“同为人类”这个身份，作为自己行事的直接指导准则，因为这毫无意义。身份仅仅缩小一半，仍然极其宏大，那么到底是怎样一个机制，导致这种宏大身份认同，变得富有意义，进而引发愤怒与仇恨了呢？
人类作为群居动物会去寻求归属。一般来说，强者社会资源多，在身份的归属上可以有很多选择，而一个较小范围内的身份选择，就足以提供力量感。反之对于弱者来说，则完全不一样。
当一个社会趋于平等，各个小的群体、少数群体，哪怕是弱者的小群体，都是具有力量的。归属感、安全感、荣誉感在这个层面就能得到满足。但当社会不平等程度高，真实的身份并不能带来自豪感、荣誉感、安全感，归属群体越小，身份越接近真实，那么，这种身份归属就越不能提供自豪、荣誉、力量感，比如，打工妹同乡会。
而且，在原子化社会中，小群体会被打散，而大的群体身份往往自带几十年、数百年不断重复的宏大叙事，自然生出自豪感。所以，人就会去寻求一些宏大的，安全的群体归属。
所以，当一个男性觉得杨笠侮辱到他了，是因为他的身份选择范围实在太少了，或者说，能够令他感到力量感的身份归属太少了。
当随着身份选择越宏大，群体中人与人的联系越弱，不再是朝夕相处的家人，也不再是同事、邻居、朋友，而是社交媒体上一个个从来没见过的ID，于是，那些平时束缚的的东西就消失了，人性之恶缺乏约束，个人戾气就变强，当戾气汇聚，力量感就越强。这就进入到了“乌合之众”的状态。
想象共同体是必要的，一旦剥开想象共同体的光环，无数人将不得不直面惨淡的真实生活，大多数人都受不了的。无法幸福，所以，只有骄傲
四、小才是真
身份代入，是一切公共议题的开始。然而与此同时，这也是一切操弄的开始。理性睿智、选择身份归属，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是一切正常公共生活的开始。
男人、中国人、城镇户口、河南人、硕士、留守儿童的父亲、被强拆的户主、没有医保的老农的儿子。他，该选择哪个身份？
女人、中国人、城镇户口、湖南人、本科、同性恋者、996的职员、没有户口的北漂。她，又该选择哪个身份？
其实所有的性别议题，都可以分散为一组更小的身份议题。女老板和打工妹，同为女性，但她们可以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利益的冲突远远大于共同点。打工妹和同一生产线的男同事，利益共同点远多于和一个女老板。至于婚恋中的男女关系，城市女白领，农村剩女也是完全两类人。但是这种更具体的身份归属颇为微妙，性别议题的操控者会避开它。
中国人讨论公共问题，不喜欢从个体角度出发，不喜欢从“我”，“我家人”，“我的公司”，往往从我是亚洲人、我是女人，我是中国人，我是某某省人出发，更加具体的身份归属面对的问题，就不再讨论了。
内卷为什么会发生，其实就是人人都是原子化的个体，没有真实的共同体。即使讨论打工人，也不是从具体的身份出发，回归具体的公司、同事等基于小范围身份的方式，而是喊出“打倒资本”的口号，选择了国家VS资本这样的路径，给自己找到一个宏大的身份叙事。
我们能听到各种慷慨陈词，把民族、国家、东方这样一些宏大词语锁在人们的身份上，言语之间，他们理所当然把亨廷顿的观点当成了不起的理论工具。但只有同一小区；孩子的家长；同一个市的市民；同一个公司的同事；同一个行业的同行之间的联系，共同归属，才能引发对一个更小的身份的关注。这不但可以丰富我们与他人的联系，促使彼此互助，更可以帮助我们关注身边正在发生的真实而贴身的事。
选择的身份范围越小，你越能看到真实的生活。选择的身份越大，你越被抽离你的生活，对家人、朋友视而不见，甚至看不见自己。西安用U型锁砸人的青年，完全抛开了日常身份，也无视自己打工的身份，从归属中获得力量。当然，你可以在看抵制某国产品的新闻时，把自己锁定到一个国民身份，但同时，回到家中，当妻子来问你孩子上学怎么办，也别忘记自己是外来人口的父亲这个身份。
当然，女性这个身份归属，不能说完全没有意义。但我们只有把女性身份拆解为更具体的身份，放在更真实而具体的环境中，我们才能直面问题，而不是浇灌长在仇恨土壤之上的利益之花。
一个家暴无法得到庇护的女性，她的真实身份是，一个公共服务跟不上需求地区的居民；一个因为生育问题被无理辞退的女性，她的真实身份是，需要法律援助的市民；一个被迫嫁给弱智的女性，她的身份是经济收入低下的农村女性。
所以，当我们性别等各种议题上，进入一个更具体的身份，我们就会发现，仇恨不再，但真实却更加沉重而艰难。但无论如何，这才是问题的真正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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