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斯坦丁•卡瓦菲斯(Constantine Cavafy)在他的诗歌《伊萨卡》(Ithaka)中写道：“当你无比快乐和欢欣地，进入你第一次见到的海港”。由于我经常乘飞机抵达目的地，港口并不是我第一眼会看到的景象。
但当我着陆不久后看到水面时，我总是兴奋不已：在乘坐汽艇进入威尼斯时，在傍晚漫步香港维多利亚港(Victoria Harbour)时，在西雅图的水岸闲逛派克市场(Pike Place Market)时。几年前，当我在灿烂的阳光下走过新加坡河(Singapore River)上白色的加文纳桥(Cavenagh Bridge)时，我对自己说：你何其幸运，能欣赏到此情此景（同样幸运的是，我还能回到这个多云的国度，在这里我能说我想说的话）。即使我第一眼看到的是机场地铁站或下雨的街道，一想到自己正身在不同的地方，我就会愉快起来。
由于新冠病毒大流行，商务旅行基本停止了。有些人认为永远不该恢复商务旅行；大家在Zoom上谈就行。大多数人现在都认同，就算商务旅行真的恢复，次数也会减少。公司想要省钱，飞行还会破坏环境。我并无异议。但如果我们不再互相拜访，在很多重要的方面，我们都会变得狭小。
旅行不仅能开阔思维，还能加深理解，商务旅行尤为如此。与度假时不同，出差时的交流对象不仅仅是为你服务的人，还有和你一样的人。你走进他们的工作场所，谈论他们在做什么，你进入了他们的生活。我去过西雅图和图卢兹的飞机制造厂，去过波哥大的一家金融服务公司，去过日内瓦的豪华手表制造车间。
每个人都告诉我了一些事。比如波音(Boeing)和空客(Airbus)之间的激烈竞争，我曾经在一家波音工厂的墙上看到一条横幅，上面写着“拒绝图卢兹”(Refuse Toulouse)，这种激烈竞争彰显了这两家竞争对手如何彼此激励以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以及在这一过程中走捷径的危险。在波哥大，人们私下谈论着和平带来的宽慰和和平的脆弱性。我一直鄙视那些动辄数万美元、价格不菲的手表，毕竟现在一部手机就能显示更精确的时间。但当我参观那些手表制造商时，他们对世代相传的工艺的自豪感令我惊叹不已。即使是其他国家的办公室也有它们的魅力：人们如何问候你，他们之间如何相处，他们的墙上挂着什么照片。
卡瓦菲斯出生在亚历山大港的希腊社区，父母来自君士坦丁堡。他的少年时光是在英格兰度过的，当时他的家人在那里做生意，他说的希腊语带有英国口音。正如小说家E•M•福斯特(E.M.Forster)所写的那样，他“站在一个微妙的角度上观察天地万物”。如果我们准备好进入别人的生活，旅行也会改变我们的角度。远离家乡，或者像卡瓦菲斯一样，离开过一个又一个家乡，旅行是一个透过别人的视角观察我们家乡的机会。那些在家乡看上去很重要的东西，往往到了别处就变得渺小了。
我希望，即便是那些说自己不怀念商务旅行、认为它被高估、无聊且劳累的人，也能承认他们从中学到了东西。目的地——就像伊萨卡之于卡瓦菲斯，奥德赛(Odyssey)之于荷马(Homer)——并不是唯一的意义。卡瓦菲斯在诗的结尾写道：“而如果你发现她原来是这么穷，那可不是伊萨卡想愚弄你。既然那时你已经变得很聪慧，并且见多识广，你也就不会不明白，这些伊萨卡意味着什么。”
我所获得的智慧和见识，我将留给你们去评判，因为我的这段旅程已经结束了。在为本专栏撰写了3年、为英国《金融时报》撰写了34年之后，我准备启程去探索其他东西。我以后会偶尔出现在英国《金融时报》上，但在那之前，感谢您的陪伴。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