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挪威是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状病毒病）最成功的国家之一，拿死亡病例与人口之比来说，比它低的只有冰岛。
因此，当挪威发现有6例疫苗接种者——挪威530万人口中已有12万人接种了牛津/阿斯利康(Oxford/AstraZeneca)疫苗——出现严重血栓并有4人因此丧生时，这一数字显得尤为突出。
挪威药品管理局(Norwegian Medicines Agency)医学主任斯泰纳尔•马德森(Steinar Madsen)告诉英国《金融时报》：“这件事相当不寻常。对于已经接种过疫苗的年轻护士和医生来说，这并不是好消息。这件事使得挪威民众的情绪有点不一样。”
与欧洲其他国家不同，三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不愿重新开始使用阿斯利康疫苗。此前由于一些接种者出现血栓症状，上周至少有16个国家暂停或限制使用这种疫苗。欧洲药品管理局(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开展的调查认定该疫苗与血栓之间没有关联，于上周四宣布该疫苗是安全的。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其他一些国家恢复了该疫苗的接种，而法国则限定55岁以上的人群才能使用这种疫苗。
挪威、丹麦和瑞典表示，它们将于本周决定是否重启该疫苗的接种项目。周日入夜时分，挪威当局宣布又有两人死亡，使死亡人数达到4人，这些人都出现了伴有严重血栓的复杂症状。
引发人们担忧的问题包括一系列不同寻常的症状：严重血栓、血小板低和出血。马德森表示，挪威专家“此前从未见过这样的情况”。
挪威不赞同欧洲药品管理局的决定，因为该国希望将这些症状列为该疫苗潜在的副作用。在奥斯陆大学国家医院(Oslo University Hospital)进行的调查发现，这些症状很有可能与阿斯利康疫苗有关。有三名出现这些症状的挪威人在奥斯陆大学国家医院入院治疗，其中一人丧生。
自阿斯利康疫苗的安全性首次引起担忧以来，欧洲药品管理局与世界卫生组织(WHO)一直在继续建议人们使用这种疫苗，称它带来的好处大于风险。上周四，欧洲药品管理局表示，在欧洲（包括英国）接种阿斯利康疫苗的2000万人中，该机构已收到并审查了25份伴有血小板低的血栓报告。
马德森表示，挪威同意欧洲药品管理局所说的，对于全体国民而言，阿斯利康疫苗的“风险效益比为正值”。然而，他表示，毕竟出现了“一些非常严重的病例”，难点在于平衡各种因素。
他表示：“我们非常幸运。截至目前，我们只出现大约650例死亡病例。我们的情况与英国、意大利、德国、法国和捷克完全不同。如果我们处于像英国那样的严峻境地，挪威人的态度就会有所不同。”
免疫与传染方面的专家表示，在极少数情况下，接种疫苗引起的强烈炎症反应可能会导致严重甚至致命的血液疾病，就像欧洲这些情况一样。目前尚未证明这与接种阿斯利康疫苗有直接联系，这种严重疫苗反应的机制目前也尚不明了。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实验医学教授彼得•奥彭肖(Peter Openshaw)指出，新冠病毒本身会导致严重的凝血障碍，因此，接种疫苗后人体产生的病毒刺突蛋白可能会在少数接种者中引发类似的反应。另外，他表示，疫苗中的另一个成分——例如阿斯利康疫苗使用的腺病毒载体——可能引起过度的免疫反应。然而，他强调称，这些解释都是推测性的。
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Yale School of Public Health)院长斯滕•弗蒙德(Sten Vermund)也表示，刺突蛋白可以解释任何自体免疫反应，并指出挪威和德国的科学家都分别作出了相同的假设。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Bristol University)认知心理学教授斯蒂芬•莱万多夫斯基(Stephan Lewandowsky)认为，在疫苗接种数量较少的小国中发现的少量事件可能会影响人们对整体情况的理解。
“随机性是‘起伏不定’的，如果你对许多较小的国家进行观察，你可能会在一个或另一个国家看到集中的案例，这些仅仅是偶然的，在总体数据中就没有这样的信号。”他警告称，“这就是为什么像欧洲药品管理局这样关注所有可用数据的机构拥有最佳的信息，能够就安全性做出决策。”
但以前出现过因弊大于利而停止接种疫苗的事例。弗蒙德表示，在美国，1976年的猪流感疫苗被认为与一种被称为吉兰-巴雷综合征(Guillain-Barre syndrome)的复杂神经系统疾病有关。“这种情况很罕见，但很严重，后来由于1976年的流感没有像人们担心的那样严重，这种疫苗就完全停用了。”他表示，“在那种情况下，成本与效益相比就不划算了。”
英格兰公共卫生局(PHE)已退休的传染病控制顾问彼得•英格利希(Peter English)表示，流感疫苗Pandemrix曾导致斯堪地纳维亚地区出现一连串的嗜睡症病例，这可能使这些国家对疫苗的不良反应十分“敏感”。
他表示：“出现这种罕见症状的病例数量非常少，无法确定这种疫苗就是病因，但目前达成的共识似乎是，该疫苗很可能是病因。”
马德森表示，在以高度互信和开放著称的挪威，还存在另一个问题：当局必须尽可能保持透明。他补充称：“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情况是，民众可能认为政府对他们隐瞒了一些事情。”
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药学教授佩内洛普•瓦德(Penelope Ward)表示，各国可以自由做出自己的决定，并且要就这些决定对“对本国人民负责”。
但她警告称：“这要考虑到新冠肺炎感染和死亡这种持续存在的风险，与接种后出现复杂血栓或出血性疾病的非常罕见的风险相比，前两者的风险在北欧地区要普遍得多。”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