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是Longview Economics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一般而言，国际货币体系的寿命到了35至40年的样子，它造成的各种矛盾就会太大，需要有一个新体系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主要经济体实行硬性金本位制度。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大多数经济体回到了“半硬性”金本位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一种新的国际体系诞生了——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体系——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主要货币与美元挂钩。
上世纪70年代初这一体系崩溃后，世界转向了一种法定货币体系。在这一体系下，美元没有任何实物作为支撑，因此没有得到锚定。如今，这一体系也走到了尽头。
如果你了解是哪些因素驱动了30年的超级债务周期，你就知道这个体系已经在苟延残喘。这里的驱动因素之一，就是商业银行和央行在这个缺少锚定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创造的无穷无尽的流动性。这个过程得到了全球监管机构和各国央行的协助和支持，他们基本忽略了货币目标和货币供应增长。
世界大多数主要经济体中抵押贷款债务的大规模增长，就是一个关键例子。人们往往认为住房供应不足是房价高企的主要原因，但实际上，抵押贷款债务的大量快速增长才是近几十年来驱动房价上涨的关键因素。
当然，这也是当今不平等和代际分化的核心原因之一。解决这一问题应该能对弥合西方社会的分裂做出重大贡献。
随着新一届美国政府上任，以及正在开展的疫苗接种工作即将为新冠疫情画上句号，现在是西方（理想情况下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坐下来设计一个国际货币新秩序的好时机。
作为新体系的一部分，应该广泛取消债务，特别是各国央行持有的政府债券。我们估计，这相当于全球经济主要地区约25万亿美元的政府债务。
取消的债务是否要超出这这个范畴，应成为政策制定者就新体系的构想展开谈判时的核心问题——如果超出会更理想，类似债务大赦(debt jubilee)。
需要充分考虑和讨论取消债务后，对债券收益率产生的影响。随着流动性水平正常化，收益率也可能正常化。
在这种环境下，持有大量政府债务的银行和保险公司等部分金融体系部门可能蒙受巨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对金融体系的某些部门进行资本重组，应该作为建立国际货币新秩序的一部分。同样，对养老金资产的影响也需要加以考虑和准备。
第二，政策制定者应该就某种锚定形式进行协商——无论是将彼此的货币捆绑在一起，还是将这些货币与一种中央电子货币捆绑在一起，或许还可以将它们与电子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创建的国际储备资产）捆绑在一起。
如上所述，近几十年来，造成不平等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央行和商业银行创造无穷无尽的流动性和新债务的能力。
这创造出带有某种程度投机性的经济，其过度依赖廉价资金（无论是有抵押还是无抵押的债务），这些资金进而催生一系列资产价格泡沫。虽然资产价格泡沫一直存在，但其规模和发生频率近几十年来有所增加。
正如美联储(Fed)在其2018年调查中报告的那样，从1997年到2018年的20年间，所有主要资产类别的平均年增速都快于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长期来看，这既不健康，也不可持续。
随着流动性得到锚定，世界经济将向更干净的资本主义模式靠拢，即金融市场回归它们的基本角色：根据已知基本面（而非流动性水平）定价和分配资本。
接下来，经济增长应该变得不那么依赖债务创造，而更依赖生产率、全球贸易和创新的提升。在这样的环境中，随着生产率增速的提升惠及更多人，收入不平等应该会得到缓解。
许多西方经济体现在过于依赖消费、债务和房价，其关键原因就在于国家内部和国际的货币和金融架构设置。因此，一场“大重置”(Great Reset)会提供机会，（在一定程度上）恢复西方和其他经济体中的经济公平。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