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日明、傅蔚冈：深圳常住人口不太可能只有公开数据显示的1138万。有2000万常住人口的观点不算离谱。

韩碧如：在《龙在钻石村》一书中，中国的城市大力扩张，吞噬周边的乡村。许多东西正在城市化的力量之下枯萎。

徐瑾：杨改兰一家的悲剧揭示：小地方蝼蚁，不如大城市的蜉蝣。从驱赶农民工到驱赶中产，大城市趋势值得警惕。

绝大多数关于城市化的思考和著述都着眼于城市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对其所创造的价值却缺乏充分探讨。

聂日明、徐驭尧：如果上海希望打造一座真正的“全球城市”，就需要以更加开放的胸怀来面对和接纳城市的居民。

国际移民组织与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发布的《世界移民报告2015》指出，中国已成为国际移民新目的地，北京、上海、香港是居全世界前20位的全球城市。

安邦咨询：城市化率超过50%后，社会可能会进入风险高发期。中国需注意高城市化率风险，要注重城市发展内涵，避免在中国出现“贫穷的高城市化率”。

上海交通大学陆铭：移民对经济社会发展有益，低技能劳动力流入会带来新挑战，应对办法是公共服务均等化，不能把公共服务限于原住民。

如今中国有6100万“留守儿童”。经济学家称他们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然代价，并预计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这一群体可能产生严峻的家庭和社会问题。但另一些研究却得出了与普遍观点完全不同的结论。

FT专栏作家哈福德：我们熟悉种种经济指标及对其批评。日本小村庄“蓧原”和纽约格林尼街的发展变迁，突出体现了经济发展的自发性、分散性和不可预测性。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黃育川：印度调整GDP计算方式后，一些人宣称，印度可能已经取代中国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但若想像中国那样取得持续成功，印度需要反思：印度城市化进程为何无法与中国相提并论。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主席达尔德：世人也许还在纠结于“中国世纪”是否将取代“美国世纪”，但21世纪最重要的崛起是城市的崛起，最重要的取代是城市取代农村。

蒙古首都边缘有一圈基本没有任何市政服务、杂乱无章的“蒙古包区”。这里曾被视为蒙古现代化进程中的临时副产品，但现在却容纳了乌兰巴托60%的人口。

《中国经济季刊》董事总经理米勒：中国城市化的规模非常巨大，甚至还需要更多的投资，即使这些数字在华尔街看来是“不可持续的”。

FT专栏作家库柏：现代城市的生活每天都在变得更好，这得益于技术、数据、潮人风尚以及控制着城市的精英。当然，这只是对足够富裕、能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而言。

FT亚洲版主编皮林：虽然印度还以“乡村国家”自居，但该国城市化水平早就超出其自我认知。莫迪把握住了这一点，这是他赢得大选的一个原因。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黃育川：中国最新公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亮点不少，但缺陷在于要求“严格控制”特大城市规模，引导劳动力向中小城市迁移。这不仅违反“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改革精神，还会加大中国实现生产率增长的难度。

南洋理工大学教授黄有光：中国人为限制城市面积并无合理理由，18亿亩耕地红线本身就违反市场法则，这些限制用地的政策还会增加城市房价增速。

依据户口制度，中国人在户口所在地之外无法享受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中国官方的目标是加快城市化进程，取消户口制度将消除这一目标面临的最大障碍。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商学院教授孙涤： 比起“贫二代”，“富二代”的负面作用是陪衬性的。“贫二代”融入城镇和城乡两重天的落差弥合是一个过程的两面，也是中国现代化必须超越的坎。

中国农业银行分析师梁绮利：尽管“城镇化”被赋予很多中国式期许，但其本质与“城市化”一脉相承；中国经济正处转型阶段，如何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面临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