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美两个经济体实际上已经处于脱钩进程之中。从贸易数据来看，这一趋势较为明显。据中国海关统计，受贸易摩擦持续升级的影响，2025年中国对美出口已出现显著下降。进入2026年，仅第一季度，中国对美机电产品出口同比降幅就达到24.9%，在所有主要出口市场中下滑最为显著。
换言之，两国正逐步走向两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这种分离不仅体现在贸易规模上，更体现在双方各自的战略博弈中。中方手中掌握着稀土等关键资源的反制手段，而美方则以关税和技术出口管制为主要施压工具——某种意义上，双方都拥有了足以威慑对方的“卡脖子”利器。
在这样的格局下，可以预见的是，双边贸易关系有望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上找到新的平衡。尽管博弈仍在继续，但双方都有意愿避免重新陷入去年那种剧烈升级的贸易冲突。对两国企业而言，这种“可控的不确定性”或许正是当前阶段能够期待的最佳结果。
问：电动汽车与汽车行业依然是中美贸易博弈中的一个关键引爆点。在这一领域，双方围绕投资问题达成协议，是否具有现实可行性？
陶志刚：六个月前，我会说是的——中国有机会与美国汽车制造商合作，共同推进电动汽车产能的建设。然而，时至今日，这一判断已不再成立。特朗普政府对其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表现出充分的自信，将能源出口视为国家战略的重要一环——全球各国纷纷赴美采购液化天然气。这与过去的战略考量已截然不同。
我对此感到遗憾。美国很可能错失拥抱颠覆性技术的历史机遇，而世界多数国家正朝着绿色能源的方向加速转型。这终将成为两种能源路线之间的一场较量。
尤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电动汽车的雏形最早诞生于美国。通用汽车早在1996年便在加州推出电动汽车；此后，特斯拉更是将这一技术推向新的高度。美国曾经是行业的引领者，完成了从0到1的突破，却因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不愿迈出从1到100的步伐。在我看来，这是真正的损失。
问：根据您的研究，保护主义政策最终会在提升中国出口商竞争力的同时，增加美国消费者的负担。随着11月中期选举日益临近，这是否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华盛顿方面继续利用关税手段对华施压的力度？
陶志刚：是的，但这是美国国内政治逻辑的一部分，而非经济理性的体现。特朗普会辩称，尽管消费者可能面临更高的价格，但他们的就业岗位因此得到了保护。其核心策略在于，通过高额关税吸引外资回流，从而创造本国就业机会。
但我基于反倾销调查的实证研究揭示了一个更为复杂且反直觉的事实——在反倾销调查中，美方可以对中国产品加征100%甚至更高的惩罚性关税。我发现，在此类极端贸易壁垒下，大约40%的中国出口商因为无法承受成本压力而直接退出美国市场。但剩余60%的“幸存者”并未被削弱，反而在适应过程中变得更具竞争力。也就是说，当准入门槛被人为抬高之后，那些仍然能够跨越这一门槛的企业，在应对高成本、复杂合规与不确定环境的过程中，完成了能力升级——弱者被淘汰，强者愈强。
从美国消费者的角度来看，特朗普政府的这一策略造成的代价显而易见。美联储的研究人员指出，关税成本的90%最终由美国消费者以更高价格的形式承担。换句话说，保护主义的财政负担，实际上主要落在了美国普通家庭身上。
更为深刻且具有反讽意味的发现，来自我的一位合著者——美联储的一位高级经济学家。他的研究表明，这种保护主义政策在削弱中国企业之前，首先削弱了美国企业自身的竞争力。毕竟当一个行业被保护起来之后，强者与弱者同时获得了生存空间。弱者本应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却因为保护得以存活；而强者则失去了通过竞争实现扩张、整合与效率提升的动力与空间。以美国钢铁行业为例，由于长期受到贸易保护，低效率的生产商得以继续存在，整个行业因此难以实现必要的整合与现代化升级。
不妨将这一逻辑推演至五到十年后的情境：在持续的保护主义环境下，中国企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持续成长，竞争力不断增强；而美国企业则在保护的温床中逐渐失去进取动力，竞争力相对或绝对地趋于疲弱。如果届时双方在同一个市场中再次展开竞争，其结果并不难预料。这正是保护主义所带来的一系列深远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意外后果。
问：2025年，中国通过将出口转向东南亚、非洲等市场，实现了近1.2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这一模式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陶志刚：如我此前所言，贸易壁垒的提高会使幸存下来的企业变得更强、更具竞争力。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上述现象。然而，单靠出口难以维持长期增长，真正的出路在于对外直接投资。
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企业提供了直接对外投资的有益范例——通过直接在美国本土设厂生产汽车，成功规避了贸易摩擦，同时为美国创造了就业和税收。如今，中国企业同样有对外投资的意愿，事实上也希望进入美国市场。然而，与当年美国对待日本资本的态度不同，当前美国政府对中国投资设置了重重障碍。这恰恰令我们感到困惑：如果美国真心希望增强自身经济实力、推动再工业化，为何不允许中国企业投资？中国企业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就业岗位、税收贡献和技术合作，这些正是美国所需要的。毕竟，中国资本或技术落地美国后，融入美国、为美国所用、为美国创造了价值。
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规模已相当可观，广泛布局于东盟、拉美、非洲等地区。与此同时，中国出口商日益认识到，长期依赖出口难以为继，直接投资才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我担任董事的一家名为WOOK的公司便是一个典型案例。该公司由我曾经的一位学生创办，十五年前他怀揣仅一万多美元前往印度尼西亚。他起初从事小型电器贸易，但在发现当地产品质量低劣且缺乏售后保障后决定自创品牌。如今，WOOK公司向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泰国的约九万家小型零售店供货，并准备在香港上市。这一案例生动说明，正确的方向是“立足本地，服务区域”——在亚洲，就是立足亚洲、服务亚洲。
在我看来，印度尼西亚的贸易模式值得借鉴。长久以来，印尼与中美的贸易分别形成了一种相对独立的循环：中国从印尼进口资源，同时向印尼出口加工制成品；印尼将自身资源销往美国，并从美国采购波音飞机。这两条贸易路径彼此独立，交集不多。换句话说，印尼并没有像越南、柬埔寨那样，从中国进口零部件，组装后再出口到美国，完全被夹在中美贸易链条的中间，充当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加工中转站”。一旦中美博弈升级，这种“夹心”模式极易受到冲击。而印尼的贸易结构更具自主性，不易被裹挟。正如印尼当地俗话所言：“两象相斗，勿立其中。”
问：您曾撰文论述美国的战略优先事项——控制西半球、将成本转嫁给欧洲、确保东亚航行自由。伊朗战争如何影响特朗普对中国推行其议程的能力？
陶志刚：这一分析框架源于我对去年11月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文件的解读。细读该文件可以发现，其优先事项十分明确：控制西半球、与欧洲盟友分担责任、以及确保亚洲的航行自由。
有趣的是，特朗普自1987年起便一直持完全相同的观点——当年他曾买下整版报纸广告，声称欧洲盟友、日本和沙特“占了美国的便宜”。如今他推行的议程，与他39年前的说法如出一辙。
然而，伊朗军事冲突的爆发打乱了他的布局。我觉得，特朗普最初卷入冲突时，多半以为能轻松取胜；但现在，他不得不琢磨如何体面地抽身，同时还要保得住面子和盟友的信任。这场战争确实分散了他的注意力——这也正是他推迟中美元首会晤的直接原因。希望他五月中旬能如期访华。这次会晤太重要了，对两国、对世界都是如此。面对面坐下来谈，终究不一样。
问：在当前伊朗冲突持续、中美贸易紧张不断升级、全球秩序日益碎片化的背景下，对于不得不面对诸多变局的企业高管而言，您认为最重要的战略建议是什么？
陶志刚：拥抱竞争与全球化，同时更加主动地履行社会责任。
对任何政府而言，其政策制定都面临着两大选择：是否选择推进全球化。我坚信，全球化能够做大经济蛋糕，使各国得以利用全球市场和资源。但全球化也可能加剧不平等，因此必须辅之以再分配政策。企业在这方面大有可为，例如通过再培训计划帮助因全球化而受损的群体，而不是简单地裁员。
邓小平同志曾有一个生动的比喻：全球化就像打开窗户。新鲜空气进来了，但苍蝇也会进来。你面对世界，就必须面对竞争。把自己关在密闭空间里或许暂时舒适，但长期来看，接触世界才能让自身的免疫系统更加强大。
竞争使企业在长期中更具韧性，全球化则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但企业也必须承担起社会责任。在长江商学院，每位学生的核心课程之一就是“商业向善”——把蛋糕做大，同时帮助那些在此过程中被边缘化的人——如此便是兼顾发展与公平的双重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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