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深层的问题是竞争结构的扭曲。由于中国对非正规就业社保缴费实际上采用不查处不理会的态度，正规用工和非正规用工面对的不是同一张成本表。在利润率微薄的行业，三四成的用工成本差距足以决定生死。合规企业会被成本更低的竞争者挤出市场，合规变成了竞争劣势而非底线。这是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在美国，自雇者也必须缴纳FICA自雇税，费率与受雇者相同，不存在这种断崖式的成本差异。
标准维持高位而执法选择性覆盖抑制了正规就业的供给，劳动力被迫转向非正规就业。而愿意合规的企业恰恰是高质量的就业机会的提供者。保护劳动者的初衷，把一部分劳动者挡在了正规就业的门外。那些想找正规就业却不得不从事非正规就业的劳动力，成为新二元劳动力体系的代价之一。
同时，合规企业越是倾向少雇人，就越是增加了高技能劳动力失业再就业和青年劳动力就业的难度，体现为中年再就业的困难以及高企的青年失业率。一定程度上，他们被现有劳动力保障体系保护得最好，但受到的挫伤也最大。这是新二元劳动力体系的另一个代价。
中国的新二元劳动力体系也引发了外部压力。过低的非正规就业保障标准所形成的可贸易品成本优势，冲击了贸易伙伴国的制造业和就业岗位，这是中国当前面临贸易摩擦的原因之一。
政策当如何作为：标准下移，底线上移
什么样的劳动保护标准是合适的？诚实的回答是：没有人能在办公室里讨论出来。本文也避免给出黑板上的结论。合适的位置取决于不同群体在真实处境下的真实诉求，而这些诉求目前是不对称的。有正式合同的城镇职工有仲裁通道、有诉讼能力，他们对裁员补偿和社保权益的主张在政策讨论和公共舆论中是可见的。而利益受损最严重的那批人，几乎没有参与或影响政策讨论的渠道，例如被欠薪的建筑工、受工伤却无处索赔的劳动者，往往是舆论上的失踪者。N+1保护的是月薪两三万的白领，而连工资都拿不到手的泥瓦工甚至不在讨论的画面里。
制定标准之前，先要让现实被看见。适当允许利益受损群体的公共表达是形成合理方案的前提，哪怕只是让他们的处境进入公共舆论和政策研究的视野。在此基础上，建立更畅通的政策讨论机制，允许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收入层级的群体参与意见，允许地方根据本地经济水平做出差异化的制度安排，才有可能让标准从“纸面上的高”走向“现实中的恰当”。
基于这个前提，有几项最直接的政策方向。首先，适当降低裁员的约束条件和经济补偿。中国不太可能走到美国的零补偿，但香港是一个务实的参照：连续受雇满两年才触发遣散费，按每年工龄2/3个月工资计算并设上限。如果将经济补偿从每年一个月工资调整到每年2/3个月，触发门槛从第一年调整为连续工作满两年，并对高收入群体设置封顶线，企业雇人的事前成本会有实质性下降。解雇成本降下来，招聘意愿才能上去，企业敢于给出更多岗位，劳动力市场的入口就会宽一些。尽管这需要修法，但应该努力推动。其余还包括社保费率的进一步下调等，尽可能降低全国性正式制度的保障力度，同时允许企业和地方自主尝试高标准。
标准下调的同时，执法力度要同步上移，集中到最能保护弱势一方的地方。工资支付保障是所有劳动保障的核心，也是弱势、非正规就业劳动者面临的最大威胁。但中国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好，除了农民工欠薪迟迟无法根治，在非正规就业领域欠薪也普遍存在。而普遍存在的拖欠工资行为未得到有效制止，又加剧了欠薪现象的蔓延——企业可以欠薪，使得亏损经营的门槛降低，进一步扩大了欠薪的规模，形成恶性循环。如果劳动保护的其他条款可以商量着降，工资支付本身是不能动的底线。
把标准降到可以全面执行的水平，把执法资源集中到欠薪追讨、工伤认定、劳动安全这几个硬骨架上，对2.4亿灵活就业者、重体力劳动者等弱势人群，也许比法条里的158天产假、N+1更接近实际意义上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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