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世界秩序正经历一场深刻而结构性的重组。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近年来在多边体系中的选择性退出，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到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反复进退，再到对世界卫生组织的政策摇摆，都表明传统由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模式正在松动。在地缘政治紧张、供应链重构与逆全球化趋势叠加的背景下，全球治理的空间、规则与制度载体，正被重新定义。
在这样的历史转折点上，一个长期被低估的问题开始浮现：全球治理的“地理中心”是否也将随之转移？从当前政治现实来看，这已不只是一个可能，而且正在成为一种趋势。
长期以来，全球治理呈现出相对稳定的空间格局：以纽约为核心的总部体系、以日内瓦为代表的欧洲节点，以及在亚洲以曼谷为主的区域中心。然而，这一布局正逐渐显得不合时宜。一方面，区域政治不确定性上升；另一方面，全球权力结构持续东移。作为联合国的坚定支持者和第二大出资国，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不断上升，将更多亚洲核心功能配置于中国，本身就更符合新的政治现实。
更重要的是，美国对多边机制的态度变化正在加速这一进程。今年年初，特朗普提出退出或削弱66个“不再符合美国利益”的国际组织，其中包括多个联合国体系内机构。以我曾任职的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为例，该机构常驻纽约，作为推动全球发展议程、统计协调与政策对话的核心平台，美国的退出直接冲击其资金来源与议程影响力。这不仅削弱了多边发展合作的协调能力，也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扩大话语权提供了空间。在这样的背景下，部分国际组织继续以纽约为唯一重心，反而显得日益不协调，其功能与地理布局之间的张力正在上升。
如果说纽约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美国，日内瓦在一定程度上承载欧洲，那么在全球权力结构重塑的过程中，在中国设立更具实质意义的全球治理节点，将更真实地反映世界格局的变化。而一旦更多国际组织或其重要办事机构向中国转移或扩展，香港的角色就不再是一个抽象问题，而是一个迫切的现实议题。
长期以来，香港习惯于与纽约对标，强调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但纽约之所以成为真正的“世界城市”，不仅因为华尔街，更因为它是联合国总部所在地，是全球规则制定、议程设置与多边外交的核心枢纽，也因此成为吸引无数像我年轻时那样对国际关系、外交与世界和平怀抱热情者心向往之的地方。相比之下，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的讨论，仍主要停留在资本与市场层面，而较少触及全球治理这一更具战略意义的维度。
事实上，在全球治理格局重构的过程中，国际组织的空间布局从来不是固定不变的。无论是既有机构的区域性再配置，还是围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与气候变化等新议题诞生的新型多边机制，都有可能突破传统以纽约或日内瓦为中心的格局，转而寻找制度更灵活、政治更具中介性的城市。从这一角度看，香港具备一种难以复制的制度组合：既深度嵌入中国国家体系，又保持普通法传统、英语环境与高度国际化的人才流动机制。“一国两制”的结构，使其不仅是中国与世界之间的金融接口，也完全有潜力成为中国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制度接口。
但潜力并不等于准备就绪。与纽约相比，香港当前最明显的短板不在硬件，而在于支撑全球治理的“软基础设施”，尤其是人才体系。纽约之所以能够长期承载全球治理功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高等教育体系的持续供给。例如，哥伦比亚大学与纽约大学每年为联合国体系输送大量国际关系与公共政策人才，形成从教育到就业的完整生态。反观香港，高校在相关领域的师资配置、课程体系与职业导向仍存在明显差距，尚不足以支撑一个以国际组织为核心的城市功能转型。
更值得警惕的是结构性投入的失衡。近年来，香港高校在STEM领域投入巨大，以对接“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发展目标；但如果香港要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节点，对文科尤其是国际关系、法律与公共行政的投入同样不可或缺。全球治理的竞争，本质上是规则、语言与制度能力的竞争——这不仅需要专业人才的系统培养，也需要熟悉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理解多边机制运作逻辑的复合型人才储备。国际关系并非香港的传统强项，这一短板必须尽快补齐。
而从服务国家的角度看，挑战更为复杂。香港所需要的，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国际关系人才，而是一批能够贯通中西、立足中国立场、在国际上具有话语能力，同时又能与内地保持密切制度与政策对接的复合型人才。这既是能力问题，也是制度与培养体系的问题，难度远高于单纯提升学术排名。
在这一背景下，香港不仅难以与纽约比肩，甚至在相关能力建设上落后于上海。近年来，上海在国际关系、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等领域已形成较为完整的学科体系与人才培养机制，师资力量不断增强，教学与科研配套逐步完善，并积极对接国家战略需求。相较之下，香港的优势仍主要体现在英语环境、制度开放性与政策灵活度。但如果在关键领域准备不足，这些优势未必能够转化为现实竞争力，相关机遇很可能被其他城市率先承接。
从这个意义上说，香港当前面临的并不是“有没有机会”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准备好”的问题。全球治理格局的重构正在打开一个现实而有限的窗口，使香港有可能从国际金融中心进一步跃升为全球治理的重要节点。但历史经验同样表明，这样的窗口往往稍纵即逝。若缺乏前瞻性的制度准备与人才布局，即便机会来临，也未必能够转化为长期优势。
在世界秩序加速重组的当下，香港或许需要重新审视自身的角色定位：不仅是中国连接世界的“超级联系人”，更应成为中国与国际组织之间的“超级接口”。问题是，在这一新的历史任务面前，香港是否已经准备好？
（注：曾敬涵，香港城市大学教授，国际关系学者。目前担任《剑桥技术与全球事务论坛》(剑桥大学出版社英文期刊) 创刊主编。曾任英国兰卡斯特大学政治、哲学和宗教系教授，及该校孔子学院院长。著有三卷孔子学院回忆录，第一卷中文版《孔子学院：争议与现实》在2026年于香港出版。学术生涯前曾就职于纽约联合国总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catherine.li@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