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芯片短缺导致汽车厂停产数周，到运输延时和运费飙升，这场疫情突显出全球供应链的薄弱环节。
并非所有的供应链问题都会持续存在。以海运为例，全球数条最繁忙航线的运费出现飙升，原因是交通堵塞以及40英尺长的钢铁集装箱短缺——这些集装箱装载了全世界大部分出口货物。
随着疫苗推广和封锁解除促使美国人和欧洲人的行为发生转变，从花钱购买东亚消费品转向花钱购买服务，预计上述运费压力将会消散。尽管集装箱运输价格预计仍将高于危机前，但其不太可能维持目前的水平。现在，东亚至美国西海岸每集装箱的运费约为4000美元，高于2020年初的1500美元。
但全球供应链还有其他问题需要解决。计算机芯片短缺就是依赖“准时制”(JIT)生产有危险的最新例证；从刹车到座椅，现代汽车的一切都离不开芯片。2011年日本海啸后那段时间，制造商也遭遇了类似情况。制造商显然有理由增加某些关键部件的库存。
芯片短缺还突显了制造商面临的一个早已存在的问题：地缘政治风险。疫苗民族主义、英国退欧和美中紧张，都反映出政治环境变得对全球贸易更不友好了。
美国汽车制造商之所以遭遇如此严重的芯片短缺，原因之一就是美中紧张导致美国公司弃用中国大陆供应商、转用台湾台积电(TSMC)。这一趋势不会随着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离开白宫而消失。事实上，这一趋势可能还会加剧，因为新任美国总统乔•拜登(Joe Biden)决心为芯片和其他具有战略重要性的产品建立不那么依赖中国的供应链。
面对地缘政治风险和疫情暴露出的脆弱性，应对之一就是敦促将生产迁回国内，美国和德国的立法者都提出了制造业回流的可能性。
但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将芯片制造转移到离家更近的地方不合理。荷兰商业银行(ING Bank)高级经济学家乔安娜•科宁斯(Joanna Konings)表示：“汽车制造商需要备选战略，但芯片制造业所需达到的规模和先进性都非常高，而其利润率并不是很高。目前欧洲和美国都远远落后于亚洲。”
为了规避供应链风险，主要制造商也在从更多的供应商那里分散采购。美国花旗(Citi)贸易业务全球主管埃布鲁•帕坎(Ebru Pakcan)表示：“科技企业一直在采取行动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往往通过转向越南和印尼等东南亚市场。”
她解释道：“在某些情况下，那些继续使用中国供应商的公司，是用中国供应商来服务中国市场——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同时用其他地方的供应商来服务国际市场。”帕坎补充说，随着总部设在欧洲的公司寻求将生产挪到离客户更近的地方，中欧和东欧将受益，而总部设在美洲的公司这样做，则会让墨西哥受益。
制造商还必须对其供应商进行更严格的尽职调查。作为推动金融和商业领域考虑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责任的广泛行动的一部分，各国政府更加坚持要求外国供应商达到可接受的标准。
德国内阁本月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德国企业在其全球供应链中保护人权和遵守环境法规。
欧盟(EU)也决心要求跨国公司保护劳工权利。贝克•麦坚时国际律师事务所(Baker & McKenzie)合伙人安娜希塔•托姆斯(Anahita Thoms)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看到越来越多的义务。”虽然一开始这可能会造成竞争劣势，但托姆斯认为这最终将让那些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投资的公司变得更有弹性，并早早找到最合乎道德的供应商。
不过，满足尽职调查标准和分散供应链将在短期内推高价格，让制造业回流劳动力和生产成本更高的市场也会导致一样的结果——如果政客们的话能落实为行动的话。
消费品价格将上升
为了应对诸如大流行病和地缘政治压力等冲击，企业需要进行调整，而这可能意味着全球贸易不再发挥它近几十年来一直发挥的压低物价作用。技术和物流带来的效率提升，加上廉价的劳动力——主要是亚洲劳动力——曾帮助压低耐用消费品价格。但现在情况正在改变。
科宁斯表示：“美国、中国和欧盟的产业战略，将使出口商的日子更加艰难。我们生活在一个形势随时变化的世界中。”她补充说，在新冠疫情之前，紧张局势已导致关税提高，而疫情期间各国对国内行业的补贴又有利于本国生产商。
“随着世界越来越封闭，我们应该会看到技术扩散减弱、生产率下降。这些事态将推高通膨。”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