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谈提振消费，是基于这样一个公式：平均消费倾向=消费/收入（APC = C/Y）。凯恩斯于1936年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消费倾向的概念，表达消费支出与收入水平的关系。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对边际消费倾向影响甚大。消费者很大程度上都着眼于长期收入前景来选择他们的消费水平。如果预期不改变，收入的暂时提高，相当部分就会被储藏起来。边际消费倾向的降低，使得萧条更为萧条。
影响消费倾向的因素很多，社会、经济、心理、财富、就业、社会保障等等。总而言之，可以分为钱，和对钱的态度这两类因素。既然是对未来预期不好，就会缩减消费，那么提振消费，就得提升收入，提升对未来的预期。但“有钱了就会消费”，这是一句正确而无用的话。
谈提振消费，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在谈提高消费倾向。也即在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减少储蓄、增加消费。在2001-2020年间，中国居民消费倾向为63%，低于美国的92%。2024年上半年我国居民平均消费为65.6%。
消费倾向，也就是对钱的态度问题，是存钱还是花钱。这实际上是一个文化问题。文化对于钱的态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为什么要存钱，存钱应对什么样的问题？
中国人的文化中，人生观中，有太多的远忧。长远考虑，人生路漫漫，注定充满忧虑，那就一定要存钱。生孩子，是为了养老；孩子一出生，就想到他30岁、结婚、生子要花钱；刚刚开始工作，就想到养老。
一种说法是，有了完善的社会保障，就敢于花钱。但问题在于，保障是不可穷尽的，保障的范围，取决于预期。
比如中国人对教育的预期，是军备竞赛式的，想要的不是“更多的知识”而是“更靠前的社会排序”，而排序永远是零和的。一个零和的事，是无法依靠保障来完成的。公共保障可以提供优质的教育，甚至给每个人提供清华大学，但却无法让HR不问：“你在清华大学是第几名？”父母为了子女的教育，就要牺牲自己，努力存钱。这是一种个体潜移默化习得的不可打破的集体行为模式。
再比如，中国人对晚年生活的追求，是为了最后十年、五年的医疗。有人问：为什么欧美很少有卧病在床的老人？在欧美的传统认知中，大多数人推崇寿终正寝。当老人进入不可逆转的衰老或重病末期时，他们往往认为过度动用抗生素、胃造口（插胃管）或呼吸机来维持微弱的呼吸是对生命尊严的侵害，甚至被视为一种虐待。
相比之下，我国受传统孝道和儒家文化的集体意识影响，父母与子女，都倾向于花更大代价选择医疗干预。与衰老对抗，永远走在医疗科技的前沿，永远都是很贵的，这是个保障无法填满的无底洞。
这种群体认知之下，就需要更多的储蓄。现在养老诈骗为什么那么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老人一辈子储蓄，有钱，也舍得在养老上砸钱。
人不是有保障才花钱的。
小红书上美国人来“对账”的时候，很多中下层美国人抱怨，拿不出上千美元的现金。这都是事实。但是有过美国生活经历的人就会吐槽：现金流都那么紧了，就不能少开一辆车吗？就不能少去度假吗？就不能不要24小时开空调吗？
很多人吐槽非洲人，发了工资第二天就看不到人了，都消费去了。他们的保障很好吗？但文化所致，他们的消费倾向更高。那么，是不管以后，有钱就花；还是存50万，多活3、5年。这不是一个保障问题，而是一个价值观、人生观的问题。
文化对钱的态度的另一面是：为什么要花钱。
网上有段子，放羊娃的一生，放羊，存钱，娶媳妇，生娃，娃再放羊。实际上，白领、中产不过是换汤不换药：读书、工作、存钱、买房、生孩子，孩子再读书。这是用通关、完成人生目标的方式在生活。
人生目标是社会共识定下来的。打工的农民工会很辛苦地存钱，省吃俭用，但回家修新房、办酒席，却能一掷千金。这些大额的支出，都是和社会评价相关的，是基于集体共识的。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集体主义的消费方式。为了这个消费目标，人可以放弃其他消费。
房地产其实是一种集体主义消费模式——大家都买房，所以我也要买房，房子代表了我的社会评价。最极端的例子，就是“丈母娘拉涨了房地产”。在这里，丈母娘代表了婚姻市场上的集体审视。地产的消费链条很长，建筑本身、装修、软装，这是人生倾尽全力的消费。另一方面，房地产带来土地财政、城市化、基建投入，带动经济发展，提高收入，反过来又拉动消费。
所以，房地产并不像民间舆论多年来一直认为的那样，挤占了消费，损害了中国经济，相反，房地产以一种“人生目标”的方式，拉动了消费、带动了经济发展。
某种程度上，买车也是一种集体主义消费。买车有面子，开车回村能实现自我。但汽车比起房子，消费还是太低了。依靠单一产业，是很难替代房地产对消费的拉动的。
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储蓄率普遍很高。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是东亚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东亚国家的储蓄率，普遍超40%，欧美多低于20%，而中国的储蓄率又高于其他东亚国家。中国人辛苦劳动、赚钱、攒钱、储蓄、投资。
所以，“中美国”的时候，中国经济能飞速发展，并不仅仅因为双方在技术和劳动力上的相互互补，也因为消费和储蓄的互补——中国挣钱、储蓄、投资，美国消费，经济才能循环起来。更深层次的，是中国与美国在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上，是互补的。
当这种情况发生变化，过高的储蓄和投资可能抑制消费，导致经济结构失衡。这时就需要提振消费。但是，改变一个社会的文化是极难的，所以，短期内从外贸驱动、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是很难的。
要改变也不是不可以。
某种程度上，中国波澜壮阔的房地产拉动经济、土地财政，是基于一个故事。当年的“中国老太太”和“美国老太太”的故事，改变了“不借钱”“不寅吃卯粮”的文化，让国人接受了房贷，拉开了土地财政、城市化的序幕。
如今，想要通过文化改变消费倾向，也是可能的。但正如前面所说，改变消费倾向，就要改变文化。提倡消费，价值观、人生观是底层驱动力。那么个人主义就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旅游、买一件衣服，买一支口红，极限运动，给女主播打赏，这些注定是个人主义的。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我不管别人评价，只取悦当下自己，一定会在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带来更大的消费倾向。但是，当一个人对自己未来都看得比较淡的时候，他必然是个人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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