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1月7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日本国会答辩发表“台湾有事就是日本存立危机事件”后，中日这次较量已经一月有余。在此期间，中国官方不仅在言辞上严加批判，也采取了外交孤立、旅行警告、海产品暂停进口，延缓稀土出口审批，以及连续军演等做法，甚至将高市表态上升到联合国宪章敌国条款程度。高市虽然在日本赢得了高民调的支持，没有也不可能收回其言论，然而，从她和其内阁成员后来几次对此的回应看，实际上态度有所软化，立场也有所退让的，只是她不想以中方要求的方式退让，那样会显得太难堪，很可能导致其政治生命结束——当然在中方看来，这显示高市的退让无诚意，不是真的退让，还在想着拖延蒙混过关。
事情似乎暂时降温，但并未结束，未来随时有可能因中日一方的某个动作而再次激化。不过，事情过去月余，双方情绪冷却后，也让外界能够更好复盘整个过程，研判高市为什么在上台之初就在日中间引发这场严重的外交冲突。除了归咎于高市本人是日本标准的右翼政客，长期敌视中国，同情台湾外，可能与她作为一名新上台的日本首相，对两岸、日中和美中关系以及话题的敏感性没有真正认知所导致的系统性误判有关。
现在来看，高市的误判至少包括七个方面：
第一，误判了台湾问题的性质和中国对这一问题敏感度的“结构性升级”。
台湾问题是日本侵华的产物，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日本一直没有接受二战失败的教训，始终觊觎台湾，时刻想着要分裂中国。高市对此没有认知，仍然沿用过去十余年日本政界对中国态度的惯性判断，认为北京在台湾问题上的反应是“可预期、可管理”的。即便东京出现强硬言论，北京大多以口头抗议、外交声明或约谈等方式表达不满，而不会将此类事件上升到战略安全层级。然而，这一认知已经与现实脱节。
自2023年以来，北京对台湾问题的定位发生结构性转变，台湾不再只是外交问题，而被明确纳入“政治安全”范畴，是中共执政合法性与国家统一叙事的压舱石。尤其在中美关系紧张、台湾岛内政治走向更不确定的背景下，北京的敏感度达到新高度。任何外部势力沾触台湾议题，哪怕只是言辞，也会激活高等级的政治反应机制，何况日本，因此，北京才会将高市的言论定性为触及民族尊严与国家核心利益的重大原则问题，构成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和对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破坏。而高市的误判在于，她还以为台湾仍可作为“外交话术博弈”的场域，没有意识到其已成为中国的战略核心——这点的错误理解，直接导致她低估北京反击的烈度。
第二，误判了中国对日本的战略定位，即日本已被北京视为美国遏制中国的第一支点。
在高市看来，日本对华政策仍有回旋空间，日本首相的言论只会被北京视为“国内政治表演”。但在北京的认知框架里，日本不只是美国的盟友之一，而是美国印太战略的核心枢纽，是围绕中国第一岛链的关键锁链。美国在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升了第一岛链特别台湾的战略地位，并明确表示要用军事力量威慑中国，而日本则是美国在第一岛链最倚重的盟友，华盛顿要求包括东京在内的东亚盟友提高军事预算，东京亦想借此让自卫队变成国防军，走向国家正常化。故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越靠前，北京就越将日本视为必须警惕的“外部干涉势力”和“潜在军事对手”。
在这种语境下，高市的言论不仅是“表态”，还是“战略信号”。北京不会把她的话当作国内政治秀，而会解读为东京明确宣布准备参与台海军事冲突。高市没有意识到这层结构性变化，因此严重误判了北京的反应逻辑。
第三，误判了中国政治系统的反应机制：台湾议题下，言辞等同行动。
在日本政治文化中，“说话”与“行动”之间有明确区隔：国会答辩常常是政治姿态，而政策落实才是关键。因此高市认为，只要日本政府不发表正式文件，不改变法律，不改变自卫队部署，那么她在国会的发言属于“无成本表达”。但在中国语境中，尤其涉及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问题，身份越高、场合越正式、内容越明确，则言辞本身就是行动。事实上，日本首相的国会答辩，也是要记录在案的，这就等于留下了一个先例，后来的日本首相，如果出于某种政治动机就台湾问题发表冒冲性言论，他就可以这个前例作为借口或挡箭牌。
高市发表此番言论时虽刚当选日本首相，但之前也做过日本阁僚成员，并非政治素人，完全不懂台湾问题的敏感，而且无论在做议员还是在野，她多次说过“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在成为首相前还到访台湾，因此，这次再在立法机构公开宣示，并非随口一说，甚至可说是有意。北京无论如何不会把它当作“口误”，而是被视为东京的“正式定位”，“对外政策信号”。高市低估了语言在中国政治中的象征力量与实际效力，这是她的重大误判。
第四，误判了中国国内政治氛围和舆论压力。
从这次民间舆论看，高市似乎没有意识到，中国国内舆论、官方媒体、民族情感在台湾问题上处于高压态。网络与媒体长期形成一种“台海问题不容退让”的政治氛围。而一旦涉及日本，这种情绪会被成倍放大——历史记忆、领土争端、美国因素会层层叠加。
在这种氛围下，北京不仅要考虑外交利益，还要考虑政治合法性。若北京对高市挑衅仅以“低烈度反应”，将会引发民意质疑政府“软弱”——就中国官方已采取的反制措施来看，民间舆论认为力度不够，最好是军事惩罚日本。因此，北京必须强硬，甚至必须越来越强硬，这是中国政治环境所决定的必然反应，而高市显然没有意识到这点，误以为北京的反应“可控”。
第五，误判了中日力量对比的变化：北京已不再接受“以小试大”的挑战。
中国的经济总量虽然数倍于日本，九•三阅兵也展示了强大军力，但在日本政界和民间，尚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接受中国为东亚“一哥”的地位，甚至很多人对中国还不服气。高市大概也是这种传统日本精英的认知，认为中日之间虽然看起来力量有些悬殊，然而北京仍有“关系稳定”与“经济依赖”的顾虑，不会因日本的政治表态而采取过激行动，刺激日企撤离，破坏区域氛围。
但实际上，随着中国战略自信的增长、经济结构的内循环化、军事实力的增强，北京已不再接受日本通过表态来“试探”中国的底线，尤其在台海问题上，越来越强调“谁想踩线，就必须让他付出代价”。中国的战略意志已与十年前大不相同，而高市仍以旧时代的思维面对新时代的格局，导致判断完全脱节。
第六，误判了台湾问题不只是“外交问题”，而成为中国的“安全红线”。
高市是按外交逻辑讲话，但北京已按安全逻辑反应。在外交逻辑里，两个国家之间，如果一国领导人发表冒犯对方的强硬讲话，而引来对方的强烈抗议，然后当双方发现事态严重时，会相互沟通，试图降温，让事情回归常态。可在安全逻辑里，反应不是这样。高市的涉台强硬讲话，被北京视为地缘威胁信号，必须立即反击，阻断其后续可能性，形成“威慑性表态”。
因为在北京看来，如果不能把高市的“台湾有事”言论压制下去，将很可能在国际上形成一个“恶劣”范例：只要某个国家的政客看中国不顺眼，或者捞取政治资本，就在台湾问题上“大放厥词”，恶心中国，而不会因此受到中国的惩罚，或者惩罚的代价很低。这样下去，台湾问题会愈来愈国际化，变成一个国际问题，中国要统一台湾难度也就增大。显然，高市没有意识到局面已变，还把它看作“说几句硬话试探一下”的时代。
从上述分析来看，高市对北京反应的误判，是一系列错误叠加的结果。这其中，还需要特别提到，她也没有意识对中国领导人的背刺行为的政治后果。这是最容易被外界忽略的一点，在所有对北京的反应误判中，或许也最致命。高市前脚与中国领导人在韩国会晤做出承诺，后脚就在国会就台湾问题做出不同表态，前后不过一周，这使北京不仅视其为“挑衅台湾红线”，更会将此视为对中国领导人承诺的背刺行为。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外国领导人在会谈中做出的承诺具有极高政治象征意义，属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信义层面，一旦违背，会被中国的政治系统判定为有意冒犯，后果很严重。高市显然没有理解这一风险，这直接导致了她的重大误判。
可以说，在这种多层误判下，高市自然无法预见北京会采取罕见的“奉示约见”，调动官媒的重磅话语，以及在国内舆论上呈现的压倒性愤怒。高示误判最严重的后果，还不是北京已经采取或接下来要采取的某些实质性的反制行动，而是它的后遗症，它让北京对日本的战略疑虑进一步加强，把中日关系推向新的结构性紧张阶段，从这个角度说，这只是未来变化的起点，风暴才刚开始不久。
（注：作者是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