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时代，“外卖”、“骑手”等词，基本是流量密码。隔三差五，总有热点，最近就有一则关注度极高的新闻，引发很多讨论。京东在北京、上海与首批京东外卖全职骑手代表签约。这意味着从3月1号起，京东成为首个为外卖骑手缴纳五险一金的平台。
以骑手为代表的灵活就业群体不断壮大，每每引发不少讨论，应该如何看这件事？如何真正保障他们的权益？
1、个案难以成为行业标准
京东的做法，首先是单个企业决策，其得失其实是投资人最有发言权。当然，从公众舆论而言，这自然有值得点赞之处。作为行业龙头，京东真金白银地为员工谋福利，开了个好头。京东表态确保骑手的现金收入不会因缴纳五险一金而减少，承诺未来所有外卖相关成本，包括个人缴纳部分，都由京东承担。
问题也随之而来：京东将标准定高，其做法能否推广？又会对整个行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其次，这个新闻热度背后，其实凸显一个本质问题，即灵活就业员工问题。灵活就业员工可能是当下不可忽视的群体。按照不同口径，灵活就业人数目前大概达2亿人，除了个体户、临时工等传统岗位外，快递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业态从业人员总规模已达到8400万人，单单全国外卖骑手已超1000万人。2025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谈到“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
可以说，在当前经济形势下，以外卖、网约车为代表的灵活用工群体，如今已然成为最大的就业蓄水池，甚至不少中产都习惯说失业了就去这些行业，过去是开玩笑为主，现在更多是无奈的调侃。实际上，这些新兴的灵活用工领域并非想加入就能加入，也面临着僧多粥少的局面，不少城市基本已趋于饱和。
这些年，延迟退休和养老金压力成为热门话题，大城市最低工资门槛不断提高，失业人数也在增加。在大城市，甚至逐渐出现了一个怪诞的现象：一方面，以往被视为成功人士、行业精英的白领等群体，随着失业，不少人选择从事副业或灵活就业，甚至因为经济压力断缴社保。与此同时，反而是那些曾被认为游离于社保体系之外的人士，如外卖骑手等，不少人开始为他们操心，开始提议让他们当地缴纳社保。
在这种情况下，京东为骑手承担五险一金的做法固然值得称赞，但是能否推而广之，存在不少障碍。比如，按照法规规定，五险一金的一部分需员工自行承担，这自然会加重劳动者负担。更重要的问题，社保对于骑手是不是必须？最应该思考这个问题不是专家学者，也不是政策制定者，甚至不是企业方，而是骑手自己。五险一金的个人缴纳比例因地区和具体政策而异，但是个人承担的缴纳比例占工薪总额在15%之上，即使仅仅考虑社保和医保，也大概在10%。对于骑手群体而言，五险一金的缴纳比例并不低。以上海最低工资7310元为例，若完全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缴纳，每月个人承担部分可能接近1000多元；即便只缴纳一部分，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每次谈到骑手话题，充斥媒体的，往往是平台压榨骑手的苦难叙事，因此必须提高骑手福利。事实上，抛开这些看似充满人文关怀的底层想象，真实的情况更复杂。骑手构成千千万万，他们的工资未必低于普通白领，他们也有自身的诉求。在不少调研和研究中，骑手等群体，比起关心社保，更关心的是收入和工作时间。比如北大国发院张丹丹等人调查显示，若强制要求骑手个人缴纳社保，约23.5%的骑手明确表示“不愿参保”；38.9%的骑手仅愿将月收入的5%以下用于社保；仅不到一成的骑手能接受现行个人缴费比例。即使愿意参加考虑社保的群体，他们明显更愿意在老家缴纳，因为他们退休大概率在老家，而工作地的社保门槛比老家高出不少，医保和工伤保险对他们的实用性明显大于未来的养老金。
2、社保的变迁
也正因此，我们需要探究社保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对于我们父母那一代人而言，社保可以看作一份珍贵的福利，甚至是身份的象征。那时，在体制内拥有一份工作，才能能够享有社保。社保不仅意味着稳定的就业和养老保障，甚至还代表着体制内的各种隐性福利。因此，他们对子女的就业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工作是否缴纳社保”的想法一直延续至今。
到了70后、80后这一代，缴纳社保的往往是体制内或者效益较好的公司。所以，大家都十分看重社保，在他们眼中，社保是公司实力和体面程度的象征。
然而，随着90后、00后逐渐步入职场，社保已经广泛普及。在各种财税政策的规范下，大部分公司很难逃避为员工缴纳社保的责任。此时，社保的意义发生了转变。虽然它依然保留着一定的福利属性，但从中国养老金的现状来看，社保在本质上除了是养老福利外，更像是一种“税”。在这个阶段，所有在城市工作的人都需要缴纳这份“税”。
那么，外地来城市工作的人，无论是白领还是年轻人，为何愿意缴纳这份“税”呢？原因在于，社保此时就像一把“钥匙”，凭借它，他们的孩子能够在城市上学，自己也有机会买房、享受医疗等福利。这是城市化进程中人们需要缴纳的一种“税”，他们也愿意承担。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人们的收入、住房以及家庭状况都能得到改善。
但如今情况不同了，新增人口逐渐减少，城市化速度放缓，经济增速下行。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人们的收入不会因为进入城市就有本质性的大幅提升，甚至可能下降，还面临失业风险。孩子到大城市接受教育，并不意味着来到北京就更可能能考上北大清华。从他们的资源和背景来看，他们的孩子不仅要面临更多“考二代”的竞争，而且进入好的中小学方面比起土著也没有明显优势。因此，所以很多人选择回到二三线城市发展，买个学区房，起码孩子能比下有余。
再说房子，过去在大城市买房受限购政策影响，因为买房意味着获得增值资产，买房资格甚至被热炒，称作“房票”。但现在，买房的吸引力大不如前，除了个别一线，限购基本全面放开。而最近几年因为限购放开买入住房的群体，不少已经亏得不想看房价了。
任何权利开始普及，其实也意味着含金量开始下降，房子如此，社保也是。当社保广泛普及，实际上也意味着社保的福利成分在降低。当经济收入预期下降的时候，人们对于当期现金流的需求更迫切，社保是未来的保障，但是这份遥远的保障显然是排在对收入和工作安排的需求之后。不仅外卖小哥这样想，一些原本视社保为底线的中产软阶层也开始这样想，在大城市一部分人开始放弃福利更好但是更贵的职工社保，选择福利相对较低但是性价比更高的居民社保。
因此，给骑手交社保这个话题之下，其实本质是要不要给骑手在当地即大城市交社保？如果确定能在大城市安家，骑手等群体，当然更愿意在大城市缴纳社保，哪怕他们也需要承担比家乡更高的社保成本。但是，如果留下可能性低，选择返乡的可能性更高，将大城市当作挣钱的一个阶段，那么他们自然更愿意在家乡缴纳社保，而非在大城市当地缴纳社保。大城市当地社保与家乡社保的承担比例，可能会因最低工资标准的不同而相差两三倍，一年下来就有上万元的差距。
3、阶段性重点
所有人都有社保，这是一个很伟大的目标。但比起这个目标，在当下阶段，保证灵活就业人士的收入以及就业，似乎更为迫切重要。
讨论骑手或者灵活用工人员的社保问题，应该站在他们的角度去看问题，给予他们选择而不是代他们选择。如今，社保的福利性逐渐降低，即便在城市里，不少灵活就业人员缴纳社保往往是因为在大城市社保必须与医保绑定。在这种情形下，要求骑手、网约车司机等行业规范化缴纳五险一金，既不现实，也不合理。
不少人对于骑手群体，有很多先入为主的想象，一方面觉得骑手很辛苦，但是又不愿意承担过高的快递费跑腿费，总是骂平台剥削；另一方面又觉得骑手不理性，似乎不能为自己的最佳利益考虑，比如交社保。这些想象看似充满理性和关怀，其实很多时候不过是自己的想象而已。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经济学家，在有限的资源下做出最符合自己的决策，因此多数决策都是足够理性的。人都是理性的，虽然有人可能存在偏见，但是偏见往往针对别人而不是自己。
真相在于，骑手不能算绝对弱势群体，也有足够的理性为自己打算。在一线城市，骑手的收入虽看似不高，即使在一线城市，这其实就是一般的工资水平，月入一万都是能人，真实世界的工资并不是人人年薪百万。如果不缴税，税后七八千相当于税前一万的水平，这个收入并非拿不出手。因此，不必用道德化的视角去看骑手，将他人视作弱者看似同情，实际上是最大的歧视。并且，骑手或许在有些人看起来是弱势群体，但是他们有足够的理性去判断什么是对自己有利的事。如果大家觉得骑手辛苦，就自己多给予理解和支持，一份实在的打赏比起要求公司交社保也许更实在一点。毕竟，在市场环境中，任何慈善行为都需要谨慎考量。用自己的钱做善事无可厚非，但强迫别人用他们的钱去做你期望的善事，这显然是不对的，本质就是如此。
骑手社保的问题，更多的是不少灵活就业人员的困境折射，他们需要不是想象的同情，而是作为个体的尊重。他们真实的困境，不少是看不见的，也不被讨论的。
也正因此，此前政策对于这些行业五险一金的模糊处理，其实代表了中国改革的一种智慧，即先干起来再说。无论是互联网平台还是灵活用工群体都是新事物，随着技术进步以及时代才出现这些情况。先让其发展起来，待发展成熟后，再进行规范。说实话，现在时机并不成熟，灵活就业如今已成吸纳新就业的一种主要渠道。此时要求规范社保，看其实保障权益，可能事与愿违，甚至可能被误解为竭泽而渔。在当前经济形势下，我认为大力推广为时过早。实际上，这些平台能起到就业蓄水池的作用，就已经非常不错了，已经完成其最大的社会责任。
比较理性的做法是保持现状的灵活性，让骑手可以自主选择在当地缴纳社保，或者不在当地缴纳，尊重他们的个人意愿。要真的改善骑手等群体等待遇，比起要求平台公司交社保，有更多事可以做，比如降低落户门槛、异地社保打通、医保全国联网、降低灵活就业社保比例、提高个税起点等等等等。
在讨论社保问题时，有观点说不要被舆论裹挟，我认为这有点高估舆论的作用了。舆论固然有其影响力，但一个舆论能否出现并产生效果，关键在于它是否顺应官方或者民间意志。当前关于社保的舆论出现，并非纯粹偶然。目前不少城市社保需要财政补贴，其压力正逐渐增大，养老金的支付压力也开始显现。此时出现这样的舆论，本质上是全社会养老金支付压力在老龄化背景下的体现。
事情有轻重缓急。在就业与养老金、失业的中青年与领取养老金的老年人之间，因为传统、历史因素以及话语权等问题，过去的政策更多倾向于老年人和养老金。但我觉得未来政策可以稍微向中青年群体倾斜，毕竟是他们在承担经济发展的重任，他们中不少人正处于失业或即将失业的边缘，已然负重前行。此时，他们需要的是生存以及更充足的现金流，还是那些或许远方的承诺和未来的保险，或许该让他们自己来做决定。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徐瑾亦为公众号“重要的是经济”主理人，读者微信xujin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