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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2024年度报告

美国主导的“关键矿产联盟”可能弱化“一带一路”影响力

王英良:矿业成为中美产业竞争的重要环节,两国均在加紧进行全球性产业动员。两国各有竞争优势和独特模式与手段,在关键矿产领域展开争夺。

在美国政府对中国科技产品施加禁令和制裁中国一系列跨国公司后,中国采取了同步同频制裁、禁运特定矿物等措施。长期以来,中国是一系列大宗矿物的重要出口国,而目前,中国政府从夯实比较优势和维护战略产业安全的角度,严格限制高等级石墨、稀土、镓等矿物原料以及粗加工品的出口。由于特定金属难以进行人工合成,这使得一系列金属尤其是矿物原料成为中美博弈的新焦点。短期看,中美博弈有向“基础原料”转向的趋势,而关键矿产则存在中美“脱钩”与全球对抗的迹象。有一点比较明确的是,美国推动的“关键矿产联盟”的重要目标之一是抵消中国“一带一路”的影响力。

美国国内产业业已实现高度的军民融合,这种融合集中于教育、高端设计和生产环节,而缺少矿业等基础原料的国内生产,这使得美国的军工产业存在产业链不稳定风险,甚至在特殊背景下有可能“断供”。特朗普较为清醒地认识到了美国矿业领域的弱势。自2017年起,执意准备对华“脱钩”的特朗普总统连续签署《评估和强化制造与国防工业基础及供应链弹性》《确保关键矿产安全可靠供应的联邦战略》《解决依赖国外矿产对国内供应链构成的威胁》三份文件,对美国制造业、军工业关键矿产供应链进行“脱钩式保护”。2017年12月,特朗普发布“13817号”总统行政命令,这是专门就矿业发展中的“危机矿产”问题而设计的,将确保“危机矿产”安全和可靠供应提升到战略高度,显示出特朗普政府对“危机矿产”高度重视,以及解决“危机矿产”问题的决心。2020年9月,特朗普发出一项行政命令,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美国“过分依赖”来自外国竞争对手的加工或未加工关键矿产所带来的威胁。

2018年5月,美国地质调查局发布“关键矿物清单”,其中包括35种矿产。据称,“在35种关键矿物中,美国有31种矿物的进口量占其年消费量的一半以上。有14种关键矿物在美国国内没有生产,完全依赖进口来满足需求。这种危机意识是此前美国政府未出现过的。更让美国政府感到紧张的是,在一些稀有金属上,美国对中国表现出了强依赖。据美国《防务新闻》的统计,2019年美国约80%的稀土制品都来自中国。为此,商务部长雷蒙多和国防部长奥斯汀已要求美国相关部门提交报告,确认美国在关键领域对中国稀土的依赖程度。其中,在半导体和航空航天领域使用广泛的稀土元素钪,以及用于喷气和火箭发动机耐高温合金的稀土元素铌等,均对中国出口有强依赖。2020年特朗普宣布,美国关键矿产对于“外国对手”的“过度依赖”为“国家紧急状态”,并且积极推动稀有金属的自给自足。

新冠疫情导致全球产业链和航运效能下降,使美国政治精英认识到组建自主可控产业链网络的重要性。在矿产领域,特朗普主要采取的措施包含:在非洲与拉美等地区积极谋取美国公私部门的权利和地位,以挤压中国企业的空间,通过其地缘政治战略,诸如“印太经济框架”“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等,美国资本加大对海外关键矿产的投资。同时,美国政府支持的一些非政府组织,试图削弱中国在拉美和东盟国家的矿业优势,抨击指责中国企业。比如,非政府组织“Business & Human Rights Resource Center”在《中国企业在拉丁美洲投资活动与人权》的专报中,抨击赣锋锂业在阿根廷胡胡伊省(Jujuy)苏斯克斯县(Susques)的采矿行为侵犯了土著居民的事先磋商权、健康环境权、水权和劳工权等,而这些舆论对中国在拉美乃至全球的矿业开拓均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特朗普的矿业政策由于受到疫情因素影响,难以完全展开,但他已经意识到中美在矿业领域的差距以及美国所处的弱势地位,这种弱势地位需要通过美国动用联盟和地缘政治策略予以对冲。但囿于疫情,特朗普在第一任期中并没有大规模展开矿业领域的全球动员。但不容忽视的一点是,美国在矿业安全领域的意识已经觉醒,并视中国为主要的“竞争对手”。

2021年2月,拜登签署《关于美国供应链的第14017号行政令》,要求对半导体制造与先进封装、大容量电池、关键矿产和稀土等的供应链风险和韧性进行评估,并提出在100天内提交报告。美国国防部公布的对战略性和关键材料的百日行业审查认为,国防对关键矿产依赖程度高,且隐含可持续性风险,包括供应集中、供应商来源单一、易受价格冲击影响等。与特朗普类似,拜登同样着力推动美国“再工业化”,尤其重视在芯片、生物制造、新能源等领域塑造竞争优势,而所有这些工业门类均需要特定矿物的支持,与特朗普寻求“美国优先”、排斥盟友参与不同,拜登更倾向于动用美国传统的联盟外交来实现目标。

实际看,拜登政府主要推动“关键矿产联盟”。2022年12月,加拿大自然资源部长威尔金森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COP15)会议上宣布澳大利亚、加拿大、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印度、意大利、日本、韩国、挪威、瑞典、英国和欧盟组建“矿产安全伙伴关系”。2024年8月,阿根廷政府与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增长、能源及环境事务的次卿乔斯•W•费尔南德斯(Jose W. Fernandez)举行工作会议并签署关键矿物合作备忘录,这标志着阿根廷正式加入美国主导的“关键矿产联盟”。此外,为尽快获得优势,美国政府还积极通过各类渠道和发展融资、出口信贷机构与私营企业合作支持“关键矿产项目”,力图压制和弱化对中国高科技产业至关重要的一系列矿业投资与贸易优势,尤其是在矿源获取上长期存在的优势。

同时,在经济外交上,美国采取了诸多的努力。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12月中旬,美国能源部已向澳大利亚的Novonix公司提供7.55亿美元的有条件贷款,用于承建位于田纳西州查塔努加的工厂,该厂建成后将成为北美首家大型合成石墨工厂。此外,美国积极通过各种手段推动对特定矿业的投资,包括与中东主权财富基金(如卡塔尔投资局)合作,甚至拟采取设立主权财富基金这一特殊手段加速推动对国内矿业的投资。目前,卡塔尔主权财富基金卡塔尔投资局(Qatar investment Authority)已同意向总部位于都柏林的矿业投资工具TechMet投资1.8亿美元,后者得到了美国开发银行——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inance Corporation)的支持。从实际情况看,金融的力量可以影响甚至左右主要大国矿业优势的天平动态。

目前,美国继续领导推动矿业联盟,拟弱化中国在全球矿业优势。拜登倾向于运用“多边主义”对抗中国矿业崛起,在多个重要场合中均强调“盟友”的重要性。在国内,首先拜登着力推动清洁绿色工业生产政策。比如支持推动国内锂矿开采,并支持在阿拉斯加的稀土开采,但要求进行“负责任”的开发,加强开采环境监测,并提供税收抵免和补贴等措施,加速实现对中国在锂电等产业上的优势的赶超替代。2024年9月,哈里斯副总统呼吁美国建立一个“国家关键矿物储备库”,称从电池到国防系统都需要这些材料的储备,以保障经济和国家安全。最为重要的是,哈里斯积极扩大并夯实关键矿产联盟,比如在老挝举办的“美国-东盟”峰会上,哈里斯参与并声称将提供200万资金,帮助东盟建立可持续和契合环境、社会和治理标准的矿业生产。在联盟层面,美国加大与G7工业国家的合作,强化在矿业生产、产业链韧性、气候和清洁能源转型方面的合作,力图组件“关键矿产合作俱乐部”,与中国展开竞争。

其次,寻求中东主权财富基金的参与。美国政府要实现“关键矿产联盟”以及展开与中国的竞争,就需要在资金层面上进行动员。为此,美国不仅拟成立国内政府主权基金,参与海外和国内的矿业项目开发,还积极争取中东主权财富基金对美国在海外的项目(如非洲矿业项目)需求进行支持,使资金优势的天平向美国企业倾斜,进而弱化中国等国大额美元资金获取的渠道与能力。

再次,通过设立新的矿业开采规范弱化中国矿业优势。哈里斯偏向于弱化中美两国在制度层面的对抗,而针对中国在特定国家的矿业优势,美国政府偏向于使用人权与劳工权、ESG等议题,弱化中国在海外矿业方面的优势。比如,美国积极与东道国非政府组织和环保组织等调查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涉矿腐败、污染和违反劳工权等行为,并持续造势反对中国矿企开采。目前刚果、印尼、喀麦隆等国家纷纷指责中国在本国的矿业开采造成各类“侵犯人权”与破坏环境的后果。比如,在印尼青山镍矿园区问题上,美国支持的当地非政府组织对中国的镍开采加工造成了极大的不确定性,以包括工伤、司法索赔和海洋污染、造势等手段抨击中企形象。现实看,美国政府有将青山镍园区矛盾激化,引向与印尼政府冲突的趋势。这会对中国海外矿企形象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目前,矿业已经成为中美产业竞争的重要环节,对此两国均在加紧进行全球性的产业动员。对中国而言,电动车产业的迅猛发展需要全球层面涉锂、镍等矿产资源的持续加持,电动车产品持续量产以及对传统工业的“电池化”和“信息化”改造将是一个长期工程,将成为塑造中国产业全球竞争优势的重要环节。美国政府对中国业已形成的优势“看在眼里,急在心上”,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在美国本土对中国电动汽车成品施加高关税,同时与欧盟形成互动,联合对中国出口的锂电动力汽车施加高关税,比如欧盟一度拟对中国产电动车征收高达45.3%的关税。同时,美国借助多边外交以及各类经济外交的契机与场合,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尤其是富矿国家参与欧美主导的“关键矿产同盟”,力图以经济金融援助、排挤中国矿企、实现联盟造势等方式壮大美国主导的矿业联盟,以确保在全球矿业中的主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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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与国家

王英良,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中开国际事务(NEIA)研究部创始部长,“百人百访”全球高级对话栏目主创人,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美政商关系、跨国公司、产业投资与国家竞争等,自2021年5月起成为“FT中文网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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